西方文化的进入与中华新武术
鸦片战争的炮火震撼了近代中国，西方的坚船利舰打破了“以弧矢定天下”的古老传统。甲午战败后，几千年以来用于军阵厮杀的武术带着民族的耻辱无奈地退出战争舞台。20世纪初，清朝终于废止武举制，试图“西法练兵”，但是仍然难以治愈“国弱民弱”的沉病。
面对一宗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国人悲愤，民众泣血。许多仁人志士探索寻求着救国救民的途径，其中有严复的“自强”“保种”思想，有康有为的“仿洋改制”呈词，有谭嗣同感于西人好运动尚体操而发的主张。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人孙中山看清了统治者的腐败无能，立誓推翻清王朝，驱逐外国列强。他年轻时对欧美的兵式体操很感兴趣，刻苦操练，躬行实践。他提倡“自卫之道”和“尚武精神”，认为体育关系到强种保国和民族盛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这种思想与行动在西学东渐的近代中国，对抵抗外侮、救国图存产生了积极作用和重大影响。这就是西方文化，包括体育思想进人中国后被不少有识之士吸取的重要原因。
中西结合的产物之中华新武术
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中国人已经看到骑射之无用，于是有人呐喊“请停弓马刀石武试”，有人呼吁。“今日练兵，非实由西学之必不可耳”，一时间效法西学练兵成为舆论与时尚。
孙中山针对当时全盘西化的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强种保国”的历史潮流中，在土洋军事的、体育的思想碰撞交锋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把西方的兵式体操引进兴办的军事学校中，将民族的尚武精神和技击内容与兵操训练相结合。这种中西融合的做法奠定了武术与体操结合的思想基础。
《中华新武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1911年由十多位武术名家编辑的(中华新武术》，借鉴了兵式体操的教练方式，以传统武术拳技和摔跤术等为素材，采取中西融合的做法，编成新式武术教本。这是具体地将武术与西学融为一体，较之一味西学具有民族创造性和自尊心。从1911-1918年，《中华新武术》教材先后被定为当时的军警必学之术，列为全国各中、高学校正式体操和全国正式体操。由此可以看出它在当时中国的影响和作用。
中华新武术对近代中国武术的影响
《中华新武术》的“新”的意义之一在于它被确定为当时在全国推行的“正式体操”，从此西方的“体操”概念与中国传统的武术不是名义上而是实质上结合在一起了。它不仅对学校，对社会，乃至对当时的北京体育研究社等民间武术社团，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中华新武术》的“新”还体现在实施教材的教学方法上。它借鉴西方兵操配以口令的形式，从简单易学的武术基本动作人门，先单式教练，后连贯成套教练;既有单操团体教练，又有对操团体教练。教法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至今仍是院校武术的经典教法。我们现在的武术普修教学，虽然教学内容不同了，但是集体练习、口令指挥等教学方法仍然沿袭着那个时期洋为中用的创造性成果。
《中华新武术》不仅在教学法方面对近、现代中国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倡导者在吸收“兵式体操”的时候，也认同了西方“体操”的运动形式，接受了西方体育的竞技思想。1923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就是采用西方体操表演竞技形式的一次尝试，是武术独立步人体育运动的前奏曲。此后，民国的全国运动会将武术套路列为表演赛，1933年升格为国术锦标赛，一些地区性运动会，如华北、华中运动会也设有武术比赛，由此揭开了武术体育竞技的帷幕。
如果《中华新武术》仅为军警之术，如果《中华新武术》没有列人学校体育，如果《中华新武术》的倡导者们不再作武术表演和竞技的探索，那么《中华新武术》只能停留在兵操阶段，西方的体育科学思想和方法就不可能通过武术这个渠道融人中国主流社会的教育和体育之中去。《中华新武术》是先驱者们探索救国图存的众多尝试中的一种，虽然它不可能从本质上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面貌，它的命运是短暂的，有其悲剧性的一面，然而，它对武术的贡献却是突破性的，它成功地将西方体操的方式、体育教学的方法，以及竞技运动的思想注入传统武术之中，给中国武术留下了深探的印迹。社会与民间武术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一)抵御外侮练拳习武
三元里抗英斗争中习武练拳的乡民、工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方广东各地的“更练馆”“武馆”“石行会馆”等习武场所，请教习，授武艺，操练乡勇，寓兵于民。三元里战斗打响后，漫山遍野的乡民手执锄犁，工人们取出大刀、长矛、把头等器械和农民一起参加战斗，毙敌或杀死英军头目，给侵略者沉重打击。由于各地组织社学，技艺操演纯熟，在抗英中有数千之众可以调用。习武者成了南方抵御外侮的重要力量，而反侵略的斗争又推动了南方人民的习武活动。
(二)反清反帝传教练拳
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发展初期以学拳组织力量，后来他设“大馆”借传教公开练拳，编练队伍。拜上帝会始创时就注意吸收有武艺者人教，有的本事高强的首领还在各地传授武艺，如石达开以拳术教授弟子数百人，赖沤铁于村中设馆授徒，林凤翔也有几十人跟他一起练武。这些人加入太平军，使其所掌握的武术技能成为反抗清政府的战斗工具。
清代的红枪会、顺枪会、小刀会、义和拳等等都是聚众习武的组织。随着清廷日益腐败、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加剧，以及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义和团“以练拳棒为由”汇聚民众，投人反帝反侵略的斗争。当时京城、山东诸地拳场林立，许多武术拳种的首领都汇集到义和团的旗帜下，拳民年多一年。义和团的发展推动了我国北方的武术活动。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尽管清政府禁令习武，但许多地方仍然禁而不绝。
义和团等蓬勃一时的武术活动在近代武术史上具有积极意义的一面，也有负面影响，如学拳念咒、祈求神灵、宣扬刀枪不人等神秘玄虚色彩和封建迷信。这在拳会与教门混杂的年代难免良芬不分，而今这些糟粕与武术的科学化、现代化早已是格格不人了。
(三)拳会结社兴学体育
20世纪初伴随西方教育思想和体育思想的渗透以及废科举兴学校，中国人开始寻求西方体育和中国传统尚武习俗的结合。往昔民间结社与宗教教门关系密切，然而近代再度活跃起来的民间武术结社却向体育教育转变，主要目的是救国图存，强身保种，培育人才。
1909年上海创办了“精武体操学校”，1916年易名为“精武体育会”，它是我国近代很有影响力的社会武术团体之一。孙中山曾亲笔为该会题写了“尚武精神”的匾额。“精武体育会”主要教授武术，视武术为体育，它兼容南北武术流派，聘请各派教师传播武术，并设置体操、拳击、摔跤、举重、篮球等诸多西方体育教学内容。“体育”的涵盖面广，由“精武”和“体育”冠名更符合社会的需求。而成立于1911年的“北京体育研究社”也以提倡推广武术为宗旨。类似将武术纳人“体育”范畴的社团组织还有上海的中华体育会、上海聚胜体育会、北京武术体育会等等。这些武术社团招聘各地名家，使散播于民间的不少拳械技艺得以进人城市体育领域。不少传统武术门派由此接近了体育，受到西方体育的熏染和影响，逐步融人到体育之中，成为体育的一个基本因子。
(四)国术系统也讲体育
1928年成立的“中央国术馆”是隶属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一个权威性的武术机构，在当时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左右着武术的发展。
中央国术馆成立后，各地纷纷建立国术馆、国术社，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国术馆系统。后来中央国术馆创办“国术体育传习所”，它的学科设置的许多课程、术科包括的许多项目，都是引自西方体育的内容，注人这些内容意味着以中国武术为主的专门学校并不排斥西方体育。
中央国术馆成立后，于1928年举行第一次“国术国考”，其对抗性比赛和考试方法揉合了西方体育竟赛与旧时武科试文试武的形式。随后第二次国术国考又制定和实践了武术拳械及对搏的竞赛规则。1933年武术被列为民国时期第5届全国运动会男女竞赛项目。5年间对武术竞赛条例和细则的初步规范，使武术逐步摆脱旧有的较技方式，向体育竞赛靠拢。这些活动在中国现代武术竞技运动诞生之前是一种探索，其积极意义在于武术体育竟技的意识已萌动，它迈出的脚步留下了足迹。
然而，社会上有影响的国术馆系统和一些民间武术组织，在日寇侵华战争和内战的战火中纷纷停办或难以维持，这是由于它们依附于一个没有前途的政府，社会动荡，经济凋零，战火不断，是它们必然由兴而衰的症结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