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武功是苗族传统体育的主要项目之一，是我国技击各大流派中的一个十分古老的拳种，是中华民族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文献资料记载，苗族武功与苗家始祖蚩尤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见其历史悠远。
苗族武术的历史与苗族的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苗族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被征剿的惨痛史，也可以说是一部敢于反抗斗争的英雄史。大量史实证明，自夏商以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苗族一直摆脱不了被强盛部落或民族以及后来封建统治阶级“伐”、“征”、“讨”、“剿”战争的厄运。“赶苗夺寨”或“赶苗夺业”，历代皆发生。苗族从江北败退江南，从东部被赶往西南一隅，从大江大湖的平原之地被赶进高山深谷之中，最后
被迫飘零，散居于湘、黔、滇、桂、川、鄂、粤等省的老林溪洞中藏身。为了民族的生存，苗族人民曾多次举行起义，反抗朝廷的“伐”、“征”、“讨”、“剿”。因为战争的需要，苗族人民对武术特别重视。有许多时期，苗拳曾一度被当作全民族的武备活动来开展。过去，苗家有一句俗话：“养儿不读书，犁耙功夫便是字；养儿不学武，一辈子受欺侮。”因此，学苗拳一直被苗族人民视为最紧要的大事，当作人生的必修之术。苗家习武，经久为习俗，蔚然成风气。不管男女老少，几乎每个成年人都懂得一些技击的一般知识，大都学了几手过硬的招式。经过世代苗族武师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苗族武功终于成为中华武术中一个独特的流派。
苗族武功不仅在名称及风貌方面与其他民族的拳术有很大的差别，而且在形式、内容、技巧等方面，都具有地方民族的显著特点与风格。
套路及动作名称上的特点
苗拳手法、桩法、步法、动作及套路多用苗语命名，反映了苗族语言上的特点。如“打叫挖包米’’（猴子掰包谷）、“巴毕苗”（鲫鱼）、“果拉淄多”（古藤缠树）、“苟动裒尤”（蚩尤拳）等。这些命名，又是从苗族人民在生产和生活中形意相似的动作名称中借取的。即使有些名称过去已经译成汉语，但仍然保持了苗语特别是劳动群众语言的简朴、粗犷的风格与特点，如“四门”、“大四门’’、“小四门”、“开四门”、“闭四门”、“藏山桩”、“乜妹敬酒”等。当然，苗族拳术名称中也有一小部分是借用汉族拳术名称的，但实际动作与汉族拳术的动作不一定相符合。
技击手法及教门规矩上的特点
苗族武功在技击手法上少有首先进攻他人的动作，而是防中有攻，以荫为主，明显地反映了苗族人民在历史上长期受压迫、受歧视，只求安身保命，不思扩张侵略的民族心理特点。苗族武功有“三十六攻，七十二防”之说，还有“两防一攻三变五合”之技巧。从中可以看出，防多于攻，先防后攻，防中有攻。不过，从这些手法技巧中还可以看出，苗族人民机智灵活、坚韧顽强的特点。
苗族老拳师在收徒弟时，还有“三教三不教，三打三不打”的教门戒律。所谓“三教三不教”，即脾气好的教，脾气不好的不教；诚朴本分老实者教，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者不教；讲礼节重义气者教，六亲不认的亡命之徒不教。所谓“三打三不打”，即在生死关头时，对首犯我者必打，对无意伤害我者不打；对欺侮我族者必打，对被我击败而向我求饶者不打；对肇事之首恶者必打，对胁迫无辜者不打。这些戒律，同样反映了苗族人民安身立命的心理要求。
功力上的特点
苗族武功很讲究粘功，多用滑手、滚手、点穴道和反关节等手法，反映了苗族历史悠久和古代文化极为发达的特点。苗拳练功，十分注重内功的操练，善使粘连手法，如拳之“撙手”，棍之“罩手”、“揽手”等。苗族拳师使棍，不完全靠握力持棍，而是用粘法使棍活动自如。这样，既可防止敌手洗棍而伤我持棍之手，又可变化无穷而迅速无比。同时，在技击中充分运用了滑、滚、粘之法，不断变化，最后达到反关节的目的。
桩法及套路结构上的特点
苗族武功十分注重桩法，动作严密，拳型紧凑，活动面积小，反映了苗族人民长期生活在高山深谷的地理特点。苗族武功善用“七”字步，又名赶步，进退大都踩“品”字形，套路多以“四门”为主。这与苗区地势不平、道路坎坷是相关联的。同时，历史上发生在苗区的战斗、格斗、械斗大都只能是短兵相接，因而其拳法结构必须紧凑，桩步必须稳当，动作必须严密。
风貌及礼节上的特点
苗族武功拳型古老，兵器原始，动作干练，气势刚烈，反映了苗族历史悠久，性格刚强，现代文化比较落后，不甚开化的特点。苗族武功整个注重实战而不讲究造型之美。
苗族武功内容十分广泛和丰富，但综括起来只有徒手、器械、点穴等方面。徒手分为基本功（包括明功和粘功）、策手（攻防擒拿解脱反击等技法）、花拳、礼示等；器械有棍、锏、棒棒烟、钩钩刀、连架棒、木椅、竹条镖、流星钟、锐耙以及刀、剑、斧、矛、叉、钩、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