弩

　弩是由弓发展而来的射远兵器。它由弓和弩臂、弩机三个部分构成：弓横装于弩臂前端，弩机安装于弩臂后部。弩臂用以承弓、撑弦，并供使用者托持;弩机用以扣弦、发射。施用时，将弦张开以弩机扣住，把箭置于弩臂上的矢道内，瞄准目标，而后扳动弩机，弓弦回弹，箭即射出。可见弩是一种装有控制装置，可以延时发射的弓。古人形象地描述它为“横弓着竹，施机设枢”。

　由于弩可延时发射，将张弦装箭和纵弦发射分解成了两个单独的动作，无须在张弦的同时瞄准，故有利于捕捉射击时机，命中率比弓高。而且，与弓只能用手臂张弦不同，弩还可以借助臂力之外的其他动力来张弦，所以强度可比弓大，因而能达到比弓更远的射程。

  古代弓弩

　中原人在弩的发展史上的最大贡献是创造了青铜弩机，把弩从一种主要用于狩猎的武器发展为大量装备军队、用于战争的制式兵器。在春秋中期以前的史料中，找不到战争用弩的记载。春秋晚期，弩开始在战争中得到较多应用;战国时期，可以说已有大量使用。这一方面是因为弩的构造有了很大改进，安装了灵巧的铜弩机和强劲的复合弓，性能提高。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战争方式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

　东周时期，周室衰微，诸侯争霸，战争愈演愈烈，特别是到了春秋晚期以后，争霸战争发展为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作战地域空前扩大而复杂化，军队经常出入于山地、林莽、水泽，需在多种多样的地形环境中作战;同时，攻城灭国成为战争的直接目标，导致城塞攻防作战日趋频繁、激烈。于是，只适于坦荡平原野战的传统车战，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局面。在此情况下，古老的步兵和步战方式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各国都大量征召郡县农民，组成以步兵为主体的庞大军队。传统的车兵和新兴的骑兵，则都成为军队中的辅助兵种。战争方式遂由原先的车战主导变为以步战为主的步、车、骑协同作战。

　战争方式的这种变化，为弩的发展提供了大好时机。由于张发费事，弩、特别是强弩，很不便于战车兵和骑兵使用。但这个缺点对步兵来说却不大碍事。相反，因为它能够延时发射，可以分组轮番，所以特别适合于步兵野战布阵、设伏和守城作战。强弩持满，居高凭险，以逸待劳，尤足制敌。《孙膑兵法》就说，“厄则多其弩”。也就是讲，险厄的地方，要多用弩兵。《里子》城守诸篇则多处讲到了守城用弩，如《备城门》要求城上每陇“九尺”配备“一弩、一戟、一椎、一斧、一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荀子·议兵》

　所述魏国精锐步兵“武卒”的兵器装备中，射远兵器是弩而非弓。而《孙膑兵法》所论述的步兵阵形，有一种名为“劲弩趋发”，其特点是“甘战持久”，可能主要就是由弩兵组成，分组轮番，矢注不绝，能够有效地抵御敌军(无论步、车、骑)的进攻。

　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气势磅礴的陶俑军阵，是典型的以步兵为主、车骑为辅的军阵模式，其步兵阵列中，可能就有按三排制编组的弩手。比如，俑坑中出土的一些“立射俑”，双脚呈丁宇步(左足前、右足后)，左手向下斜撑，右手屈于胸前，似为张弩的姿态;另有一些“跪射俑”，手的姿势正作左手持弩臂、右手扣弩机，是非常典型的进弩待发的状态。

　历史上用弩伏击取胜的最着名战例，当推马陵之战。公元前343年，魏国进攻韩国。韩国求救于齐国。次年，齐威王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领兵奔袭魏国的都城大梁〔今开封)，迫使魏军回救，以解韩国之围。魏军无奈回撤，并以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将，领兵十万迎击齐军。孙膑利用魏军向来轻视齐军和魏将求胜心切的弱点，退兵避战，并制造士气低落的假象，引诱魏军追击。庞涓果然中计。他丢下步兵，抛弃轴重，率领车骑，兼程倍道地追来。当齐军退到林木茂密、道路狭窄、形势险恶的马俊地区时。孙殡计算行程，判断魏军将在日落后到达这里，便在道路两旁设伏。

　万余兵士都将强弩张弦上箭，隐蔽等待。天黑后，魏军果然追至。齐军万弩俱发，箭如雨下。魏军死伤殆尽。庞涓愤而自别 。

春秋战国弩

　春秋晚期，中国军队开始较多用弩。其时的《孙子兵法》提到了“甲宵矢弩”。孙子还用弩来比喻用兵：“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犷弩。节如发机。”意思讲，善于用兵的将帅，他所造成的态势是险峻的，他的行动节奏是短促而猛烈的。这种态势，就像张满的弩，时刻保持着巨大的威力;这种节奏，犹如触发了弩机，迅雷不及掩耳。《吴越春秋》则称，春秋末年，越王勾践曾聘名射手陈音教练士卒弓弩。及至战国时期，列国的军队普遍装备了弩。

　战国弩的弩机都用青铜铸造。这是一种转轴连动式的装置，包括望山、牙、悬刀、钩心和键等部分。望山用于瞄准;牙用于卡弦，与望山铸成一体;悬刀即扳机;钩心联接牙和悬刀;键即轴销，将各部分合成一个整体并固定于弩贾后端的空槽内。张弦装箭时，手拉望山，牙上升，钩心被带起，它的下齿卡住悬刀刻口，这样就可以用牙扣住弓弦，将箭置于弩臂上的矢道内，使箭尾抵于两牙之间的弦上，然后通过望山瞄准目标，往后扳动悬刀，钩心脱离悬刀刻口，牙下缩，箭即随弦的回弹而射出。这是一种相当复杂而精巧的机械。弩弓的强度再大，只要轻轻扳动弩机，即刻便能发射，诚所谓“四两拨千斤”。西方学者甚至将它与近代的来福枪机相匹比，认为是古代冷兵器技术的最杰出成就之一。

　在战国时期的墓葬中，不仅出土有铜弩机，而且发现了一些保存比较完整的弩。如湖南长沙扫把塘出土的一件战国弩，木质的弩臂长51.8厘米，涂黑褐色漆，尾端下部有一个小握柄，与保护扳机的环形木圈相连。现代枪械扳机部位的设计，与此很相似。

　按照强度和张弦方式的差别，战国弩可以区分为两种。

　一种弩弓强度较小。仅以手有就可张弦上箭，称单张弩。(孙膑兵法)说弩可以“发于肩臂之间。杀人百步之外”，就是指此。另一种弩弓强度较大，仅凭臂力难以开张，而需将弩倒置于地上，用脚踩住弩弓，然后双手一齐往上提拉弓弦。如此足踏张弦的弩，称为撅张弩。在汉代的画像石上，有这样张弩的图像。《战国策·韩策一)记苏秦之言称，韩国制造的强弓劲弩名闻天下。着名的弩有黯子、少府、时力、距来，都能远射“六百步以外”，这大大超出了弓和攀张弩的射程，必然是暇张弩无疑。所以苏秦又说，韩国的步兵“跖劲弩”、“超足而射”。这都是指足踏张弦。

　由于强弩张弦难度大，发射速度慢，因而往往将弩手编为三组：第一组瞄准射击，称为“发弩”第二组张弦后处于待发状态，称为“进弩”第三组张弦，称为“上弩"当第一组射击完毕。就退为第三组，第二组则进为第一组，第三组进为第二组，如此循环不断，以保持射击的连续性。近代欧洲的火枪手，因装填弹药费时，也采用了类似的三排制。

　不难看出，安装有青铜弩机，大量装备中国军队的弩，不仅是先进技术的体现，也是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先进战术的标志。

    文章来源《春秋战国弩》。

汉代弓弩

　从战国时代开始，中原农耕民族对抗北方游牧民族就采取了多种策略，如修筑长城、习练骑射，等等，既学人之长(骑射)也扬己之长(城守)，目的是以攻防兼备、具有综合优势的整体战术来遏制游牧铁骑的凶悍兵锋。在这个整体战术中，大力发展装备强弩的步兵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为步兵弩阵的密集连续射击，能够比较有效地遏制骑兵的冲突，如果再有城垒依凭，其威力就更大了。战国晚期赵将李牧大破匈奴，是这种整体战术的成功之例。此战，赵军有战车1300乘、骑兵1.3万人，其主力是15万步兵，中有“弩者十万”。据《汉书·冯奉世传》唐颜师古注：“极者，谓能张弩者也”。古人习称张发弓弩为“毅弓弩”，即使10万“毅者”并非全部用弩，也必有相当一部分是配备弩的。于是，李牧“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引诱匈奴来犯;“匈奴小人，佯北不胜”，诱其主力深入;而当匈奴大举人犯时，即以车、骑从两翼迂回，主力从正面出击，“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以攻守兼备的整体战术对抗游牧铁骑，在汉代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展，可以说，中原王朝之修筑长城、习练骑射、发展弩射，都以汉代为最。长城的修筑，只有明朝差可比拟，但明长城仍比汉长城短了一大截，而且明人重守轻攻，过于消极，其步、骑兵的战斗力是无法与汉朝相比的。骑兵的发展，大概只有唐朝能与汉代相比，但唐朝往往直接利用北方和西北的游牧民族组建骑兵，汉朝的骑兵则基本由北部边地郡县的农民组成，就汉族人习练骑射而言，似乎汉代的风气更盛。至于对弩射的重视，则没有一个朝代能够与汉代相提并论。

　汉代步兵中的弩手，称为“材官厥张”或“厥张士”，为步兵之精锐。汉初垂相申屠嘉，早年为“材官厥张”，从刘邦击项羽，升为“队率”(一队之长)，后又升为都尉，由此发迹。(汉书·申屠熹传》唐颜师古注引如淳的话说：“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强弩张之，故越厥张。律有厥张士。”又(汉书·高帝纪》注引应助之言：“材官，有材力者。”汉代军中又有“强弩将军”、“厥张司马”等职，大概都是由弩手组成的步兵兵团的指挥官。

　汉代野战用弩，一般将弩手结成严整之阵，前排或左右有持格斗兵器和盾牌的兵士掩护，轮番密集射击。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秋，李陵在浚稽山以5000“射士步兵”对抗6倍于己的匈奴骑兵，就采用这种战法大量杀伤敌人。据《汉书·李广苏建传》记：“陵引士出营外为阵，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令日：‘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

　汉代还将弩大量地装备长城沿线的塞垒。西北地区汉代的关塞和烽缝遗址中，屡屡出土记载武器装备情况的简赎，都属于汉军的“守御器薄”或“兵器簿”，其中最常见的武器，就是弩。由这些装备档案性质的简赎可知，汉代军中对弩的管理有比较严格的制度，登记内容大致包括：编号、弩名、弩力、射程(包括长期使用导致弩力和射程降低的情况)、损伤(无损伤则标记“完”，等等，如“官第一六石具弩一，今力四石柑二斤，射百八十五步，完”，诸如此类。这反映了时人对弩的重视。

　汉代人对弩的改进也有重大的贡献。他们在弩机的诸部件之外，加装了一个青铜机匣，时人称之为“郭”(或写作廓)。机件安装在匣内，再嵌人弩臂上的槽中。正如《释名·释兵》所说：“牙外曰郭，为牙规郭也。”这样，贯连弩机各部分的轴梢(键)，不仅穿在弩臂之槽的边框上，而且也穿在铜郭的孔中，因而能够承受更大的张力。

　为提高瞄准的精确度，汉代人还将弩机的望山加长，上面刻出分度。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青铜弩机，望山高出郭面4.5厘米，分刻五度，每度间又刻出半度的标线，度线错金。这种刻度为瞄准提供了一个标尺。射击时，依据与目标物之间距离的远近，选定望山刻度中的某一条标线，将它与箭矢的端头和目标三点连成直线，即可使射出的箭矢准确中的。因为飞行的箭矢受地球引力和空气阻力的影响，总是以近于抛物线的曲线前进，所以发弩时，必须将弩臂前端微抬起，使望山、箭钱和目标物在一条直线上，射出的箭矢以高于瞄准线的轨道飞行，才能命中目标。望山刻度的出现，说明汉人对射法中这种纯粹经验的把握，已有定量的计算，并据此总结出相应的标准。宋代沈括曾见到海州出土的一件古弩机，望山上有刻度。他研究后指出：“原其意，以目注链端，以望山之度拟之，准其高下，正用算家勾股法也。”中国算学称直角三角形的短边为“勾”，长边为“股”，那么望山是“勾”，由望山底部至敬端是“股”，两者成为勾股的关系。

　出现于东周时期的青铜弩机，至此而臻于完备，中国弩的威力，至此也达到一个高峰。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李广率军与匈奴对阵。在死伤过半、箭矢将尽的危急时刻，李广亲以当时最称强劲的大黄弩狙击匈奴将领，连续射杀数人。匈奴骑兵震慑，解围而去。

　西汉文帝时，晃错上书言兵事，指出汉军与匈奴骑兵相比有五个长处，其中第二点和第三点都与弩有关：“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费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费能当也。”弩因而被称为“中国之利器飞

    文章来源《汉代弓弩》。

少数民族弓弩

　装有青铜弩机的战国弩，显然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形态。在这之前，弩应已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当还存在一些较为原始的弩。直至今天，中国南方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区的许多少数民族仍然用弩狩猎并流行射弩竞赛。他们的弩构造非常简单，大多都未采用金属构件，一般是在木质弩臂的前端凿孔横装一件竹弓或木弓，在弩臂后面的臂面上挖一个凹坎用以卡弓弦。并在这个部位装一件杠杆性能的小竹片或小骨片，是为扳机。射击时，利用这个小杠杆将弓弦顶出凹坎，遂将木箭速弹出去。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弩，称为木弩。当然制作这木弩很考木匠的功夫。

　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传说弩是楚国的琴氏发明的（详见《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结合当时的少数民族历史可以认定，木弩的最初发明者乃是惯于射猎禽兽的南方土着少数民族猎人，最初的动机大概是为了便于在丛林中伏击野兽飞禽。中国西南地区草木荫掩，张弩以待，悄无声息，可收奇效。木弩是一种非常适合丛林狩猎生活的武器，这也是南方少数民族猎人至今爱用木弩狩猎原因之所在。它与北方大草原上纵马奔驰的游牧民族惯用弓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两者都是根源于各自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

　为增强弩的杀伤力，对热带丛林植物有着深刻了解的南方少数民族还利用当地特有的剧毒草木制成毒药，浸演或涂傅箭铁，见血封喉。这也是南方少数民族的一个特色。

　关于南方少数民族用弩和用毒的传统，历代史志多有记载。近代以来，中西旅行家和人类学者在其游记或调查报告中也常有反映。这里再引述一位苗族人士杨文俊先生采写的其族人近年用弩情况的有趣材料，以见一斑：

　在贵州高原西部的普安县北角龙吟乡，海拔1400米，位于陡坡深谷的半坡上，有个苗族村子叫作新寨，居住着35户苗族，自称为(苗)，其他兄弟民族称他们叫“大花背”或“大花苗”……大花背自古以来，祖祖策辈位长于用每衍打猎。只要是属于这个方言的人，不论居住在任何县的任何地方都使弩箭。他们认为，用猎枪射击野物，特别是野猪、老虎和豹子，十分危险。如果没有打中野物要害，只是轻伤，第二次枪击，人很难接近，不易射中，野物会主动攻击人畜。再说购买猎枪也是个问题，他们的粮食(杂粮)勉强够糊口，居住在简陋矮小的茅草房，没有钱来买，即使买到枪，没有火药、铁砂子和火花底也无用。枪击声响，野物嗅觉灵敏，闻到火药味和人的气味，就主动发起攻击。使用弩箭，就经济实惠得多了。弩箭轻便，容易制做，携带方便，用弩箭射击，没有丝毫响声，不会惊动野物，一箭未中，还可以连续发射数箭，直至命中。何况野物只要被划破皮，也会见血封喉，被致于死地。

　弩是发射毒箭的动力触发装里器，用岩衫树砍成扁担状，再用火麻(大麻)绳把致弯的扁担两端固定绑死。苗族称每身叫“扁担”(引者按：即弩弓)。扁担中部固定一块厚木板(引者按：即每嘴)，与弩身垂直，上面有箭槽，是安放毒箭的槽沟。这块厚木板称为“葫芦”。葫芦后下方钉有像手枪把的木柄，称为“狗脚”，供猎人手握紧便于发射。狗脚前下方安装有一扳机，同枪一样，为控制触发装置。射箭时，只需食指抠动扳机，弓弦(火麻绳)滑脱，瞬间把毒箭推向前方。箭枝借助于弓力，可飞到二三百米远。有效距离为100米，野物在这个射程内，百发百中，100米以外，准确度较差，命中目标机会较少。大花背侠用的每身有60公斤力和25公斤力两种。前者扁担稍长，用来对付野猪、老虎和豹子或者敌人;后者用来对付体型较小的动物，常供初学者使用。例如，李建民(男，24岁)使用的弩，扁担长115度米(弯曲时)，葫芦长47厘米，狗脚长34.5厘米，葫芦离扁担下延11厘米。毒箭总长为34.5厘米，粗7毫米，竹质，箭头长6.7厘米，尖端长2.5厘米，箭头柄长4.2厘米，铁质，为本寨铁匠制造，像梭镖一样，尖三角形，比柄部宽，两侧边锐利，箭尾有翼，呈三角状，质薄，铁质，长2厘米，夹于竹杆中间，用线缠紧，翅肪宽2.5厘米，毒箭的外型活像今日的导弹一样。毒箭的尾具有平衡作用，在疾飞中箭头不会偏离目标。箭枝使用前，箭头临时没在毒药液中。毒药为本民族少数人用植物提炼而得，不易流传，只掌握在个别人手中。现在大花背使用的毒药均从外地购买。出售弩药的地点是某两县交界的黑石头毒药加工厂。加工程序像制取蕉芋粉一样。这种药用植物，植株高10-20厘米，叶像红苕叶片，开喇叭形花，白色，地下块茎长椭国形或圆形。如果不经提炼浓缩，直接用块茎的刀刮粉浆涂于箭头，也具有同样的作用。野物只要被射中，即见血封喉，一概致命，仅仅是时问的长短而已。欲购买弩药，须执有县公安局证明，厂里方出售。弩药为瓶装，液状，褐黑色，分上、中、下三个级别，上等每瓶80元，中等60元，下等30元。

　一次，该寨苗族追捕一头野猪。这只野猪体重75公斤，被毒精射中后，走500米远就倒下死亡。

　猎手上前观看，找不到伤痰，感到奇怪，最后，才在猪蹄中间发现箭头。野猪起脚时，刚好被射中，继续向前奔跑逃命，踩断了箭杆，才不易发现伤迹‘尽管射中猪蹄趾间，毒药仍使野猪丧生。

　解放前，水城烂坝乡的一大花背苗寨，遭到土匪的抢劫，目的要牵走牲口。深更半夜土匪就把苗寨围个水泄不通，待天亮就动手赶牲口。天刚蒙象亮，苗族姑娘(18岁)李志英出寨上坡掏猪草，被一群土匪阻拦。一歹徒举起马刀往姑娘头上砍。

　姑娘头破两半，立即倒下。恰好苗族杨启学看见，非常气愤，吹声口哨通知猎手，出动了16人，每人带一把弩、300多枝毒箭、两根火麻弓绳，分头迎击土匪，用不多久，就把土匪全部击毙。每个苗胞各自为战，一见土匪就发射毒箭，没有声音，土匪找不到目标还击，射击地点经常变动，人人大显身手。当土匪醒悟时，已气息奄奄，轻伤的一名土匪也被苗胞杀掉。

　另外一次，六枝四区的烂坝梁子，有1000多名土匪来抢劫苗寨。闻讯后苗胞出动了30多人，每人带一把弩，背上毒箭，分头出击，最后击败了土匪。歹徒个个中箭身亡，连吹号的也逃不脱命，并被活捉了三人。这次战斗李马秦(又名李德生，李建民的祖父)亲自击中多人。所墩获的武器全部交给了黄安路(保长，喇叭人，现已定为苗族)。

　黄发给苗胞每人两块钢洋(银元)，并杀一头猪招待苗寨。

　十年动乱，水城盘龙区阮家麻窝出现一只虎，咬死了不少牲畜，群众反应强烈。公安部门派出了十几名战士，每人带上一枝自动步枪，队伍还带两挺机枪随后，多次出击老虎。但是老虎凶猛奸滑，无法击中，人们束手无策。最后，还是去请苗族猎手王绍举(现年76岁)。他单独带弩将老虎射死，众人无限钦佩。

    文章来源《少数民族弓弩》。

明清代连发强弩和战国连弩

　明清代连​发强弩

　明清时期，社会上流行一种连发弩。它由弩臂、弓、扳手和可以在弩臂上滑动的箭匣都为木质，箭匣内可装十或十余二十机短箭。箭匣的底部挖有箭槽和供弓弦来回移动的坎缺，坎缺中装上一长条形小骨片，可上下活动，是为机牙。扳手用硬木或金属制成，其上的两个轴分别贯穿于弩臂中部和箭匣的尾部。平时弓弦托住箭匣中的箭。使用时先将扳手向前推，箭匣随之向前滑动，弓弦则沿箭匣底部的弦路往后移，到达末端，就落入坎缺内，因而被钩住，箭匣中的最后一支箭则落与箭槽，正挡住弦路。这时将扳手往后拉，弩机随之张开。当张到最大限度时，箭匣底面与弩臂相紧贴，机牙受机牙上升，便将弓弦从坎缺中顶出，遂将挡住弦路的那支箭全部射出为止。其结构简单而精巧，射速极快，因而它被称为“机枪式武器”，认为是一项非常完美而极富于独创性的设计。

　连发弩以轻便见长，《武备志》称“懦夫闺妇皆可执”，所装弓的强度一般很有限，弹里很弱，射程很远，故多用于射猎鸟禽或娱乐把玩。明宋应星所着《天工开物》中就绘有用连发弩射鸟的图画。它在实战中也有所应用。如《武备志》说这种弩“便捷轻巧，即付骑兵，亦可持之以冲突。”由于劲力弱，需将箭涂上“射虎毒药”，才能致人死命。明清时人还将连发弩的箭匣做得较宽，内装两排箭，可以双矢并发;或用它发射弹丸，故又称之为‘弹弩”、“连珠弩”。近人周纬所着《中国兵器史稿》记载的清末民初的弹弩，长约56厘米。

　战国连弩

　在中国民间，一直认为连发弩是诸葛亮发明的，因此而流行“诸葛弩”的习称。这种说法可能源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关于诸葛亮亮“损益连弩”的记载。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更说，诸葛亮“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但在中国古代，“连弩”一词始见于战国晚期。“连”者，本指所发射的箭矢连接有回收的绳索，犹如弋射，而非连发的意思。因此，李约瑟博士认为，诸葛亮所损益(也即改进)的连弩，应是一次发射十枝箭矢，而不是连续发射十枝箭矢。这或许可备一说。

　无论诸葛亮所损益的连弩是否连发弩，考古新发现业已证明，早在诸葛亮之前数百年，中国已经出现了连发弩。

　1986年，在湖北江陵秦家嘴战国楚墓中出土了一件奇特的弩，通长27.8厘米，高17.2厘米，宽5.4厘米，由弩臂、矢匣、活动木臂、青铜弩机和木弓等部分组成，弩臂一端有弯曲的手柄，弩机装于弩臂后部，木弓装于弩臂前部，矢匣和活动木臂装于弩臂上部，矢匣内可装20枝长14.3厘米的短箭，用时前后推拉活动木臂，可将箭矢连续发射出去。其结构和原理与明清时期流行的连发弩极为接近。由此可知，连发弩的发明，应能够上溯到战国时期。这是相当令人吃惊的。但如果想到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墨子和公输般己能造出飞上天的木鸟，也就不觉得十分奇怪了。因为我们的先人在机械领域本有杰出的才能，这在武器制造中也多有表现，像青铜弩机的创制、连发弩的发明，都是例子。以后我们还将陆续谈到多弓床弩、杠杆抛石机、拍竿等中国古代独创的冷兵器军事机械。那时，我们对于我们的祖先在这个领域的出色贡献，就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了。

    文章来源《连珠弩之明清代连发强弩和战国连弩介绍》。

弩车和三弓床弩

　连弩、弩车和床弩中原民族对弩的发展的贡献，不仅表现于创造了精妙的青铜弩机，大大改进了手持弩，而且体现了由手持弩发展出了弩炮。这是一种安装在架子上发射的大型强弩，能够发射状似标枪的巨箭，而且往往一次发射多枝箭，因弩弓极为强劲，常需多人，或用牛拉，转动绞车（即辘轳），引绳张弓。

　弩车的发射原理

　弩炮大概出现于战国晚期。《墨子·备高临》讲到，守城可用“连弩之车”。它有“两轴三轮”，可能以车为架，以辘轳引弦；箭矢长“十尺”，矢端连系绳索，如同弋射，可用辘轳卷收。《六韬·军用》又记有“绞车连弩”，应是同性质的武器。所谓“弓弩”，连意为连属，均指箭矢上系有绳，可以回收。这是中国早期弩炮的一个特点。《史记·秦始皇本纪》纪载，秦始皇受方士蛊惑，误以为数次派人入海求仙不遇乃因海中大鲛鱼阻挡，于是亲至莱州之罘，用“连弩”射海中巨鱼。这种连弩，当即箭矢上系有回收绳索的弓弩，用它射猎巨鱼，与今天的捕鲸船靠发射筒发射带索标来捕杀鲸鱼的方式非常相似。又，《汉书·李广苏建传》记，李陵与匈奴作战，曾“发连弩射单于”。这肯定是远距离的狙击，因此李陵所用的弓弩必是箭矢连有绳索的强弩，很可能也是弩炮。

　汉魏南北朝时期，弩炮使用渐多。王充《论衡·儒增篇》中称弩炮为“车张”之弩。《后汉书·陈球传》记，陈球守零陵，“弦大木为弓，羽矛为矢，引机发之，远射千余步，多所杀伤”。这显然是大型的弩炮。《宋书·武帝纪》记载，南北朝时有一种“神弩（或称”万钧神弩“），能够摧毁船舰，应也是弩炮。《北史·源贺传》记载，北魏成文帝时，源贺“都督三道诸军屯漠南……城置万人，给强弩十三床……弩一床给牛六头”。这里第一次把弩与“床”字联系起来，清楚说明它是安装在架子上发射的。一架弩需要六头牛拉纹张弦，可以想见其强劲的程序。1960 年，江苏南京秦淮河中出土一件南朝铜弩机，构造与汉代弩机无异，形体硕大，通长39厘米，宽9.2厘米，高30厘米。安装这个大弩机的弩臂，长度当在两米左右，无疑是弩炮。

  三弓床弩的工作原理

　唐宋时期，弩炮被广泛用于攻守城作战。唐人称弩炮为“绞车弩”或“车弩”。杜佑《通典》卷一四九说：“今有纹车弩，中七百步，攻城拔垒用之。”同书卷一六０又详细描述了其结构：在架了安装“十二石”强弩，以轴转车（即绞车）张弦开弓，弩臂上有七条矢道，居中的矢道搁一枝巨箭，“长三尺五寸”，“粗五寸”，以铁叶为翎，左右各放三枝略小的箭矢，诸箭一发齐起，“所中城垒无不摧毁，楼橹亦颠坠”（也见李筌《太白阴经》卷四）。

　宋人通称弩炮为“床弩”或“床子弩”。其时一架炮往往联装两张弓或三张弓，利用多弓的合力发射箭矢，劲力胜于前代。据今人的分析研究，多弓床弩的结构非常巧妙，弓弦的张设可能利用了滑轮。北宋的《武经总要》载有多种多弓床弩，其中最为强劲的三弓床弩又称“八牛弩”，需百余人绞轴张弦，箭矢“木干铁翎”世称“一枪三剑箭”，大概状如标枪，三片铁翎就像三把剑一样。床弩也可发射“踏橛箭”，成排成行地钉在城墙上。攻城兵士藉以攀缘而上。

　三弓床弩的威力有多大

　北宋开宝年间（公元968-975年），魏丕曾对床弩作了改进，射程又大为提高。《宋史·魏丕传》记：“旧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令丕增造至千步。”宋代一步合1.536米，千步有1536米，这是古代射远武器所达到的射程最高纪录之一。

　据《武经总要》记载，床弩以槌击牙发射，瞄准和击发都有专人负责。使用床弩的士兵，在宋军中是专门的一类，称为“床子弩手”。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战，宋军在城头安设床子弩。辽军攻城。守弩兵士惊，匆忙中击牙发弩，箭矢雷动而出，不意正中辽军阵内的主将萧挞览，登时毙命，辽人因主将殒命，无心恋战，遂与北宋议和。

　南宋时期，中国的床弩也传播到了印度支那。今天在柬埔寨着名的吴哥窟中，我们还能够见到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占婆人使用床弩作战的石雕图像。占婆人的一个创造是把多弓床弩架设于大象的背上。

　灭亡了宋朝的蒙古军则大力搜罗宋军中的床子弩手来他们服务。当蒙古军西征的时候，他们就大量使用了汉族匠师制造而且也由汉人操纵的床弩。波斯史家志费尼在其名着《世界征服者史》中记叙1256年旭烈兀汗攻克位于厄尔布尔士山的坚固的穆斯林城堡麦门底司时，曾有这样的描写：“当无策可施时，契丹（按指汉地）匠人制造的一种牛弩，其射程为2500步，被对准那些蠢货。流星似的射弹烧伤了魔鬼般的异教徒的许多士兵……”阿拉伯人称床弩为牛弩，应是源于汉人固有的“八牛弩”一类名称。据认为，阿拉伯的2500步约合一公里。这时，床弩显然已被用于发射燃烧性的火器，它有可能是一些燃烧性的球弹，也有可能是箭端绑缚纵火物或火药球的火箭。宋代兵书《行军须知》中就记载：“用床子弩放火箭及火炮烧填濠柴草。”火炮是宋人对燃烧性球弹的习称。

    文章来源《弩车及三弓床弩的工作原理和威力》。

　欧洲用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但早期的材料极为零碎晦涩；约从公元10世纪开始，弩在欧洲才逐渐流行起来。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欧洲用弩乃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影响的结果，而且，中国弩弓的西传可能有两个独立的过程：第一次发生在古典时代的晚期，未能在西方世界中得到推广，故仅留下了一些模糊的印迹；第二次发生于公元9-10，导致10世纪后弩在欧洲的流行。

　中国弩的第二次西传，很可能是经过了阿拉伯人的中介。爱好写作的拜占廷公主安娜·科穆宁娜（Anna Comnena，1083-1148年）对弩曾有这样的描写：

　脚张弦弓（tzaggra)是野蛮人之弓，希腊人至今很不了解。它不是那种左手握持右手张弦的弓，它必须靠托架（引者注：指弩臂）张紧弦，射者俯身用双脚踩住弓，同时用两臂的全部力量提拉弓弦。在（弩弓）中央，有一半圆形的槽，长度与一枝箭相当。发射物短而粗，搁于槽中，依靠弓弦的释放而被推送出去。它们能够洞穿最坚固的金属铠甲，有时击中石墙或其他类似障碍，便整个嵌入。总之，脚张弦弓是邪恶而凶狠的器械，它将人击倒于地，以致他们甚至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所击中。

　西方人对弩的这种畏惧心理，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1139年的第二次拉特兰公会上，教皇英诺森二世甚至宣布弩为该诅咒之物，而禁止在基督徒之间的战争中使用它，然而，弩仍然不可阻挡在欧洲流行起来：不仅十字军用它来对付异教徒，而且欧洲人（基督徒）内部的战争中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弩。当然，欧洲人很快也发现了这种武器在狩猎中的妙用，以致火器发展起来后，他们仍经常用弩打猎。

　然而，欧洲人并没有完全照搬中国的，而是对弩作了独特的改造。将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弩与中国弩相比较，可以看出三个主要的不同点：

　其一，欧洲弩采用了不同于中国弩弓的扳机结构（弩机），它主要由一个圆柱形的滚转弦枕、一个弯曲舵柄和一个舵柄相连的弹簧组成，扣压舵柄，其前端的尖喙便脱离弦枕卡口，弦枕滚转，遂将弓弦释放出去。这种装置的灵敏度低于中国汉代的青铜弩机，因而扣发时用力较大，容易引起弩臂晃动，影响射击的准确性。欧洲人为什么对成熟、高效的中国青铜弩机弃而不用，而另行创制了这套并不特别突出的新装置？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也许中世纪中晚期的欧洲人根本就没有见到中国汉代那样的青铜弩机，因为其时在中国本土，手持弩也有一定程度的退化，其突出表现就是古代青铜弩机的失传。北宋的沈括就是因为地下的偶然出土，才见识到了古时候的铜弩机。因此，公元9-10世纪传到欧洲的弩，很可能没有汉代那样的铜弩机，这也就难怪欧洲人会创出不同的扳机机构。

　其二，欧洲人从14世纪开始用钢片制作弩弓 ，这是他们对弩的发展的最大贡献。李约瑟博士一直很纳闷，中国中古时代的冶铁炼钢技术远远领先于欧洲，但中国人却不知为什么始终没有采用钢铁来制弓。大概中国的复合弓技术极为高超、发达，使用复合弓的传统过于深厚，这反过来限制了人们的思维，而根本不去考虑制弓还需要或还可以采用干、角、筋、胶、丝、漆（“六材”）以外的什么材料，一种传统，只要成其为传统，总是同时限制了非传统方向上的种种发展。

　其三，14世纪晚期以后，欧洲人为解决张弩困难的问题，引入了多种机械装置，从而大大提高了张弩的效率。早期曾较多采用羊脚式拉杆；当重型钢质弩弓在15世纪普及后，便广泛使用了曲柄卷绕器和滑轮组；15世纪晚期，后者又为齿轨一小齿轨装置所取代。

　欧洲人之采用机械张弩方式，与文艺复兴也有一定的联系。这场伟大的启蒙运动引发了欧洲人对科学和技术的浓厚兴趣，试验、发明之风蔚成风气。机械正是时人最热衷的领域之一。文艺复兴以来欧洲钟表业的发达和繁兴，被晚近的许多中国人视为“奇技淫巧”的种种奇妙钟表和玩具的涌现以及艺术大师达·芬奇那些堪称神奇的发明构想，都是很好的例证。在这种风气下，欧洲人自然也把张发困难的弩作为他们旋展其机械学天赋的对象，于是就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辅助张弩装置和机械张弩方式。

    文章来源《欧洲弩和中国弩的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