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

　1963年，在中国山西朔县峙峪村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一枚用燧石打制的箭镞，该遗址的年代约为距今2.8万年，这个发现确凿地证明了中国先民在距今约2.8万年已经使用弓箭。

　弓箭的发明是人类技术的一大进步，说明了人们已经懂得利用机械存储起来的能量：当人们用力拉弦迫使弓体变形时，就把自身的能量储存进去了；松手释，弓体迅速恢复原状，同时把存进的能量猛烈地释放出来，遂将搭在弦上的箭有力地弹射出去。恩格斯说：“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而且弓箭的发明或许与音乐的起源也有某种关系。英国科技史家贝尔纳（J.D.Berrnal)曾说：“弓弦弹出的汪汪粗音可能是弦乐器的起源。所以弓对于音乐的科学方面和音乐的艺术方面，都有贡献。”

　关于弓箭的发明，中国古人有独特的理论，即“弓生于弹”（《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弹指弹弓。在甲骨文中，弹字写作B，为一张弓，弦中部有一小囊，用以盛放弹丸。这种形状的弹弓，在中国一直广为流行。近代北京天桥的杂耍艺人中有打弹者，有的就使用这种弹弓，而西双版纳和缅、泰北就的傣族人，可能至今仍用这种的竹弹弓。也许，先民最初发明的只是发射小石子或泥弹丸的弹弓，之后进一步摸索，才将弓用于射箭，于是产生了弓箭。

　最初的弓仅用单片木材或竹材弯曲而成，缚上动物筋、皮条或麻质的弦，最初的箭只是削尖子的细木棍或细竹棍，即《易·系辞下》所说的“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中国边远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在本世纪初还使用着类似的弓箭。松花江下流的赫哲族，以“水曲梨”树为原料（他们称之为“布勒肯”）制弓，修整成形后，弯曲而缚上用鱼膘或鹿筋制成的弦。外兴安岭的鄂伦春族人，用单根落叶松或榆木制造弓体，鹿犴筋为弦，箭以桦木制成，早先只是把木杆的一头削尖，后来才有了石镞和骨镞，并在箭尾夹置天鹅或大雁的羽翎。西南一些少数民族所用的竹箭，则仅把细竹棍前端修削成尖峰，尾部插置竹叶折成的羽翼，为提高杀伤力，或在箭锋上刻出螺旋形的浅槽，蘸以毒药。

　先民不仅学会了在箭端装上石骨质的尖头----镞，以增强箭矢的穿透力；在箭尾装上羽瓴以增强箭矢飞行的稳定性；而且逐渐掌握了用动物筋和胶与木、竹等材料合成制弓的方法，大大增强了弓体的强度和韧性。在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历年来出土了大量箭镞，既有石镞，也有骨镞，还有少数用蚌壳制成的蚌镞。它们比旧石器时代的石镞，制作远为精细，大多磨制光滑，形态较规整。为装杆牢固，一些镞的底菩已做出细瘦的铤。早期的合成弓可以在东北的鄂温克人那里看到。过去他们用黑桦木做弓体的里层，落吐松木做表层，两层之间夹垫鹿或犴的筋，以鱼皮熬制的胶粘固，系上鹿筋弦。

　弓箭的发明和改进使得人们能够在较远的距离准确而有效地杀伤猎物，而且携带、使用方便，可以预备许多箭，连续射击。如果说，任何工具和武器都是人手的延长，那么，弓箭堪称是火器诞生之前，人手的最伟大的一次延长。恩格斯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至决定性的武器。”如此评价弓箭，仍嫌不足。因为即使在“野蛮时代”，也没有任何一种青铜或钢铁兵器（包括铁剑），能与弓箭的作用相匹敌。可以说，直至火器诞生，弓箭都是决定性的冷兵器。

　中国古人对弓箭的发明有独特的解释，对弓箭的威力，也有独特的赞颂。相传远古的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并出，烈焰焦烤，江河干涸，大地龟裂，草木枯死，百姓遭受空前的灾难。于是天帝遣天神羿下凡，赐给他“彤弓素矢”，为民除害。羿面对苍穹，上射十日，金色的神弓贯注千钧之力，白色的神箭疾如流星，弓弦响处，光轮爆裂，流火纷飞。羿一鼓作气射下了九个太阳，只吓得最小的一个太阳战栗着躲进了扶桑木的浓荫，大地于是恢复了生机。这个神话，是先民对征服自然的英雄的一曲颂歌，也是对他们心目中最具威力的武器----弓箭的一曲颂歌。

　周代射礼

　周代随车战之兴盛，益加重视弓射之术。当时，射箭练习和射箭竞赛是非常频繁的活动，渗透于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而且与礼仪风化相结合，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这就是射礼。

　据有关记载，射礼共有四类：一是大射，于祭祀时举行；二是宾射，于天子接见朝觐的诸侯，或诸侯互相朝会时举行；三是燕射，于闲暇宴饮时举行；四是乡射，春秋两季，地方官长举行射箭竞赛，以射术选拔贤能之士。射礼的基本步骤有四：一是准备，二是宴饮，三是比赛，四是赛后的宴饮。可见，它既是射箭竞赛，又是与酒会宴饮相结合的集体娱乐活动，由于参加者须按严格的礼仪规定行事，以显示出长幼有序、尊卑有礼，所以称为射礼这种集射箭竞赛、酒会宴东和礼仪教化于一体的活动，是古代民风民俗的体现，渊源悠久，因周初的制礼作乐而制度化，臻于完备。

　射礼的核心内容是射箭比赛。每次参加的射手为六名，分为三组，每组两人，帮称“三耦（偶）”。赛程共有三轮：第一轮是初射，由三组射手轮番比试；第二轮，主、客和众宾也参加比试，败者罚酒；第三轮，奏乐，规定射者须按照音乐的拍节发射，难度最大。孔子曾说：“射之以乐也，何以听？何以射？”意思说，按音乐的节拍射箭，既要听，又要射，真是很难啊！每轮比赛，每人均射四枝箭。正如《诗经·大雅·行苇》所写：敦弓既坚（彩绘的雕弓多么刚劲），四缑既钧（每人都是同样四枝箭）。

　舍矢既均（待大家都发射完毕），序宾以贤（就凭成绩来定能贤）。

　射箭用的靶称为侯，多为方形，或为圆形，用木做成框架，张上布或皮。为考核成绩，侯上区分为几个部分，如同今天射击用的靶上分为若干环一样。周代的侯一般有三个部分：最靠外的部分称为“侯”，因为射中这个部分，只是刚刚碰上靶；其内是“鹄”，又称为“正”，宽度是“侯”的1/3；中心部位是“质”、“的”、“招”，是靶正中的一个小圆圈，射中这个部位，成绩最好。成语“有的放矢”，本意就是向着靶心放箭。

　东周时期的铜器，常以描绘射礼的图纹进行装饰，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战国铜壶，其上层装饰图案的中心内容就是射礼。图中堂内两人正在张弓射箭，靶子（侯）立于堂前；屋檐下跪着一个小人，是取矢人，他的任务是当一组射手发箭完毕，将射出的箭拾回来，交给司射；堂后屋檐下立着一个人，正在校验箭矢，这就是司射，由他将箭矢按每组四枝分好，以备使用；堂下另有两组四名射手，正列队等待上场。在两组射礼图案之间，配以采桑、习射等图案，整个画面充溢着轻松、和睦的气氛，生动再现了2000多年前日常生活的情景。

　古代弓箭的种类

　第一种就是凤羽箭，这种箭两边带有翅翼，而这种翅翼就像是凤凰的翅膀，射程也可以达到三百米以上，所以这种箭伤害非常大，甚至中箭的人三年内就会死亡。

　第二种就是木羽箭。顾名思义，就是箭羽是木质的，射程远，而且伤害大。第三种就是飞虻箭。这种箭爱你剪头呈三棱形，可以直接将人射穿，所以中箭一般都会立即死亡。

　第四种就是三叉箭。三叉箭箭头为倒叉形，只要射中目标，就会一场场疼痛，就算是取出也会留下后遗症。

　第五种就是带脊两翼箭。这种箭因为带有两翼，所以在射中目标的时候，很难再取出来，即便是取出来，也会带有肉出来。

　角弓和复合弓

　自19世纪末以来，弓箭史研究者普遍采纳英国人皮特．里费斯（Pitt-Rivers)的方法，按弓体构造，将世界各民族的弓区分为单体弓、加强弓和复合弓三类。单体弓（self-bow)，即整体用单根材料制成之弓；加强弓(rein-forced bow),又称合成弓(compound bow)、叠片弓（Lami-nated bow )，指用相同或相近的几层材料叠合，或以数段拼接而成的弓，通常已使用了胶，甚或已用动物的肌腱（筋）作弓臂的背衬，故又称背衬弓（backed bow)；复合弓(composite bow ),其弓体由若干部分合成，且采用了性质不同的多种材料，如木和竹、动物的肌腱（筋）和角以及胶和漆，等等。

　制弓术的一般演进道路是由单体弓而加强弓而复合弓，但不同的地区，往往有不同的传统。在西亚、东亚和欧亚草原地带，都发展产生了复合弓，并得到了广泛流行；而在欧洲大部分地区，长期沿用单体弓，其制弓术的发展主要体现于木质弓臂的形态改进及选料、加工的精益求精上，中古时代着名的英国长弓（long bow)是杰出的代表。

　历史上可能有多种文化独立地发展出了复合弓。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期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已经出现了三角形的复合弓，并影响到周边地区，如古埃及。这种弓绷上弦后，弓体呈浅腰三角形，拉满时则成半圆形。它在亚述人手中一直使用到公元前7世纪。其时随斯基泰人的崛起，一种弓体双曲反弯的更为成熟的复合弓在亚洲的西部开始流行起来，逐渐取代了三角弓，并传入古希腊，后来罗马人称之为斯基泰弓（Scythicus bow)。这一命名长期来支配西方人对于双曲复合弓渊源的认识。他们往往简单地把在世界其他地区看到的这种弓视为斯基泰文化影响的产物，而一概称之为“斯基泰式弓”，然而，双曲反弯的复合弓实际上并非斯基泰人的创造，至少不是他们的独创。在公元前第1000年初，欧亚草原地带一些民族已经使用这样的弓。中国使用这种弓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2000年末时，即商代的晚期。

　所谓双曲反弯复合弓，其形态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弓体绷上弦后，其握把部分后缩，弓臂上下形成对称弧曲，弓臂的两个末稍反向弯转；二是解弦弛弓时，弓臂整个大幅度反向弯转，握把处则向前凸。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和铜器铭文中，有大量与弓有关的象形文字或图形符号，其所描绘的弓的形状，几乎全为双曲反弯之形，与后世典型中国复合弓的形态，极其相像。研究者或认为铜器铭文中有一些图形位是弛弓的形态，虽然未必确实，但在河南安阳小屯殷墟的一座车马坑中，确实发现了呈极度反弯之形的弛弓遗迹。可以认为，在商代晚期，中国已经出现了复合弓的成熟型式－－双曲反弯复合弓。

　西周时期的诗歌，也为此提供了佐证。《诗经．小雅．角弓》写道：騂騂角弓，翩其反矣。

　唐代的孔颖达认为，这种角弓，即“弛则体反”之弓。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弓臂中衬垫了动物的角和筋，特别是制成片状的角的作用尤大。《诗经》的许多注释者都把角弓释为“以角饰弓”，显然是肤浅的。在后世中国，“角弓”是强弓的代名词。如唐王维《观猎》：“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中国传统医学中还以“角弓反张”一词作为症候之名，用指脑膜炎、破伤风等导致的头颈僵硬后仰、胸部前挺、下肢佝曲之症状。如清郑观应《盛世危言．医道》曰：“幼小之单脑气过盛，多有角弓反张之症。”

　弓还可以分为角弓，复合弓，草原民族因为缺少材料，多半使用角弓，优点是速度快，缺点是精度低。而农耕民族多使用复合弓和弩，在建筑物的配合下，防守效果极佳。

　古代弓箭威力

　弓箭的最大射程可达300米以上，有效射程通常在100米左右，正所谓“杀人于百步之外”。箭支的威力，自然是随着弓的拉力而增长，能拉强弓的人必定力大无比，拉力越大，箭速越快，箭速越快，杀伤力越大。比较典型的如岳飞，史载岳飞力量惊人，能开三百斤弓，并且左右手都能开弓。《宋史·岳飞传》：“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学射于周同，尽其术，能左右射。

　岳飞这样天赋异禀的是极少数，就以距现在最近的清朝来看，清末武举考试12力弓为统一标准，上限15力，参加的人都能开。12力换算成如今的磅数就是156磅，15力的弓磅数高达195磅，而且参加武举考试的考生许多都能拉开。参考现代奥运比赛用的反曲弓是不许超过50磅拉力的，狩猎用的反曲弓一般65磅也就到头了，能够大概知道这是什么水准。

　这是武举考试的数据，那再看看清朝的实战弓，实战中清朝的弓普遍在7到9力之间，这个力量相当于单手41-53公斤的重物的水准，如果是能开12力弓的武举人，那就是单手举重70公斤的标准，这显然也是惊人的力量，以这样的拉力开弓，射出的箭支速度能达到44-50米/秒，甚至强于着名的英格兰长弓。

　箭的威力

　既然弓箭以拉力产生动能，那射出的箭支能产生多大动能，能有多大威力？要讲这个问题，则必须牵涉到甲胄。因为如果是无甲的目标，在顶着箭雨冲锋到足够近的近战距离之内的时间里，很可能已经伤亡过半，士气崩溃，等于是送人头。

　比如前几年媒体报道的真实版的“膝盖中了一箭”，一名市民被隔壁楼的邻居练习箭术时误伤，金属箭头直接穿透膝盖骨，继续深入达12厘米，两人相隔的距离是八十米左右，这种程度的伤势，在今天的医学条件下都难以复原如初，更不用说古代，影响行动是肯定的，留下残疾也有很大可能。

　弓箭的设计思路，必定是以同时代甲胄为假想敌，要求能以较大几率射穿敌军普遍装备的甲胄。因为如果威力过小，则无法射穿铠甲，使其成为鸡肋，如果威力过大，则导致装备成本上升，对政府财力要求过高，使其普遍装备军队成为困难。

　举个栗子，拿上文提到的15力的清弓来说，威力肯定能射穿同时期的布面甲，但它无法大量列装，一是因为制造时间太长，成本过高。二是由于能拉开的人太少，武举人相当于现在的省高考状元，全国一共也就几十个，他们的力量不能代表军队的平均水平。

　至于实际的数据，现在也有不少爱好者做过测试，复原的中国清弓最高箭速在44米/秒左右。有效射程上轻松穿透复原的锁甲，复原的铁扎甲，甲片厚度0.5毫米，也被一箭射穿两层。可见，弓箭的威力确实是惊人的。

　战场上弓箭的实际杀伤力

　那么，如果真在战场上中了一箭，真的还能活蹦乱跳吗？战场上士兵普遍装备甲胄，但是由于成本限制，普通士兵并非全身披甲，更多的是在重点部位加以防护，甲胄的质量也要比军官相差不少。这样的目标，正是战场上弓箭的重点打击对象，普通士兵如果被弓箭命中，伤亡率同样很高。

　普通士兵如此，但将领就不同，将领装备的都是高级甲胄，这个标准超过了同时期弓箭能射穿普遍装备的甲胄这个要求，所以对弓箭抵抗力更高。历史上有不少记载将领中箭后全身而退甚至继续作战的事情，举不胜举，刘邦、关羽、努尔哈赤都曾中箭。事实上，一场战斗下来，战场上将领身中数箭乃至被射得像刺猬是很有可能的，史书中也多有记载。

　《新唐书》记载唐朝名将李光颜：初，贼晨压其营以阵，众不得出，光颜毁其栅，将数骑突入贼中，反往一再，众识光颜，矢集其身如猬。

　《宋史》关于韩世忠的记载：王师败，金乘胜追击至永安后涧，世忠被矢如棘，其将张遇以所部救之，乃力战得免。

　《明史》周遇吉：战马蹶，徒步跳荡，手格杀数十人，身被矢如猬。袁崇焕：“袁中箭，两肋如猬，赖重甲不透”。

　赖重甲不透，这是关键，身披重甲的将领，箭支往往无法透入造成真正伤害，这体现了甲胄的价值。但如果认为身披重甲就射不死，那也大错特错，死于箭下的名将更多，别的不说，单单三国正史中，孙坚孙策父子都被射死，张合膝盖中箭即死，他们的甲胄无疑是当时顶级的，但射得不巧同样致死。

　古代射箭技法之蒙古式​射箭法

　张弓射箭的方式，可以按照勾弦放箭时的手法区分为若干类型。在古代和中世纪，最为重要的是两种方式，西方学者分别将之命名为“地中海式射法(Mediterranean release)"和“蒙古式射法(Mongolian release)"。前者流行于主要使用单体弓的欧洲大部分地区，其特点是：将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相并勾弦，箭杆置于弓咐左侧(以右手勾弦为准)。后者流行于普遍使用复合弓的东方世界，之所以以“蒙古”为名，可能是因为19世纪末莫尔斯(E.S. Morse)最初对射箭方式进行分类时主要是依据了蒙古草原地区的材料。诚如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所指出，它也完全可以命名为“土耳其、满族、藏族、朝鲜或中国射法”。其特点是：以拇指勾弦，并在拇指上套戴护指的拇指环，拉弦时用食指和中指压住拇指，箭杆置于弓咐右侧(以右手勾弦为准)。

　不同的张弦方式主要根源于弓的不同特性。将亚洲复合弓与欧洲的单体弓相比，前者弓体较短，但弓的弹性好，弦可以拉得很长，拉弓长度与弓体长度之比甚高;后者恰相反，弓体长而弹性差，拉弓长度与弓体长度之比较低。因此，亚洲复合弓张满时，手指勾拉处的弓弦形成锐角，如果采用“地中海式射法”，弓弦便会挤压手指，故适于用单个拇指勾弦;而欧洲单体弓张满时。弓弦的角度要大得多，适合用多个手指勾弦。

　50年代，在河南洛阳中州路东周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若干弓箭手使用的玉质和骨质的拇指环，曾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世界上使用“蒙古式射法”的最早证据。但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着名的妇好墓中，出土了一件玉质的拇指环，年代为公元前13世纪末至公元前12世纪初，从而证明中国早在商代晚期已经运用所谓的“蒙古式射法”，这也可间接地佐证其时殷人已经使用了复合弓。

　实际上，中国文献中关于射箭使用拇指环的记载也是很早的。古时称拇指环为“抉”(又作决)。《诗经·卫风·芄兰》有“童子佩韘”之句，《诗径·小雅·车攻》

　有“抉拾既次”之句，均是指此。《说文》：“韘，射决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韦，系着右巨指。”可见拇指环也以象牙或皮革(韦)制作。

　晚世多俗称射箭用的拇指环为扳指、搬指。清代八旗祟尚弓马骑射，盛用搬指，后来承平日久，武功荒废，却仍喜爱以玉搬指为饰物，于是女人用镯戒，男士着搬指，成为旗人的一个特色，尤以翡翠搬指为贵。

　古代射箭技法之中国式​射箭法

　在制弓术臻于成熟的同时，中国的射法也臻于精妙。

　《列女传》中记载了一个故事：晋平公命工匠制弓，3年乃成，却射不透一层甲。平公大怒，要杀弓匠。弓匠的妻子于是去见平公，说：“我丈夫为制这张弓，极其辛劳。所用的木料生于泰山，每日三次露于阴，三次曝于阳。角出自燕国之牛，用楚国的糜筋贴傅，用黄河之鱼的胶粘合。这四样物品，极天下之选。如果此弓射不穿一层甲，那只能是您不傲射。我听说，射箭之道，左手如同推开石头，右手好像倚着树枝，当右手放箭时，左手并无知觉。这才是射箭之道。”平公按照她的指点，果然一箭穿透了七层甲，于是释放了弓匠，且赐给他黄金。

　弓匠之妻所述的射箭之道，其精髓并非身形手法，而是心念的专一。《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所载陈音论射弩之道，同样强调“右手发机，左手不知”，而他讲得很明白，做到这一点靠得是“翁心咽烟”(即凝神屏气)、“神定思去”

　(即屏除杂念)。这与御术要求“人心调(协)于马”，剑术要求“内实精神”、“与神俱往”是一脉相通的。

　古人认为，必须心念专一、神定思去，才能够动作协调，充分发挥自身的力量、技术和器械的效能，甚而收到以弱制强、以轻致重之效。(列子·汤问)中有一段很好的论述：“詹何日：臣闻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纤缴，乘风振之，连双鹤于青云之际，用心专，动手均也。臣因其事，放(仿)而学钓，五年始尽其道。当臣之临河持竿，心无杂虑。唯鱼之念。投纶沈钩，手无轻重。物莫能乱。鱼见臣之钩饵，犹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强，以轻致重也。”可以说，对竞技活动以及许多术业中精神素质的重视，是中国的一个传统。

　而且，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惫到了射箭活动中精神气质和弓箭特性的互补关系。由《考工记·弓人》中的一段话，我们不禁惊叹东周时期在射法理论上所达到的高度：

　大凡选弓，应根据射手的体形、意志、血性气质而有所差异：长得矮胖，意念宽缓、动作舒迟的人(安人)，应使用刚劲的弓(危弓)，配以柔缓的箭(安矢)。刚毅果敢，火气大、行动急的人(危人)，交选用柔软一些的弓(安弓)，配以剽疚的箭(危矢)。 人如宽缓舒迟(安人)，再用柔软的弓(安弓)、柔缓的箭(安矢)，箭行的速度就慢，射中也不能深入。人如刚毅果敢、性情急躁的人(危人)，再用刚劲的弓(危弓)、剽疾的箭(危箭)，就不能又稳又准地射中目标。

　这种优化组合，使人、弓、矢的特性互相弥补，以达到最佳射击效果(既准又狠)的思想，直至今天仍是正确的。

　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弓箭的性能分级远为萦细，而现代心理学和运动力学对人的心理、体质特征的分析也远为深人，因此，在现代射箭术中，人、弓、矢三要素的搭配理论远为复杂。但(考工记)所提出的安人、危弓、安矢和危人、安弓、危矢，仍是合理搭配中最基本的。它所指出的安人、安弓、安矢和危人、危弓、危矢，仍是不合理搭配中最典型的。

　古代射箭技法之胡服骑射法

　中国历史上武装骑士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商代晚期。

　193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中曾发现一个人、马合葬的小墓，中埋一人、一马、一犬，并随葬一套武器(包括一件戈、一件短刀、一件弓、十枝箭)和一件鞭马的策，马头部尚存留有玉、石质的马具和马饰。据分析，死者应是一位武装骑士，马是他的乘骑，犬可能是猎狗。甲骨文中又有写成，作一个人骑在动物身上的形状，或认为，这就是“骑”字的初文，后来，由演化为篆文中的（人站在丁字上）的字，进而演化出奇、骑。

　然而，还没有材料能够证明，商代已经出现形成战斗力的骑兵部队。而且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原地区以马为乘骑都很罕见，有关骑兵、骑战的记载更是阕如。

　及至春秋战国之交，东周列国中的北方诸国为对付惯于弓马骑射的游牧民族，开始组建骑兵部队，习练骑射，于是，“与大草原的‘天生’骑兵相对抗的专业骑兵，被导人了中国的军事领域”(李约瑟语)。

　骑马是惯于乘车的周人所不熟悉的。在马背上运用弓箭更是周人不习惯因而不搜长的。那些最初的专业骑兵的骑射技术，自然是向“天生”的游牧骑士学习的。由此而发生了一个伟大的事件：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为发展骑兵，对抗北边的胡人，令国中“胡服骑射”，即改穿胡人的服装，习练骑射。

　长期来人们习惯于把这次事件视为中原骑兵、骑射之始，实际上早在此前150来年的赵襄子时代，赵国已有骑兵部队(见《战国策·赵策一》)。而曾为齐威王(公元前356一公元前320年在位)军师的孙殡的着作中也已论及骑兵和骑战。因此，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并非中原骑兵、骑射之始，但却是为骑射而变服之始。

　诚如顾炎武所指出：“变胡所以便骑射也。”这主要体现于三点。

　其一，周人的传统服装是上衣下裳(即裙)，男女皆然。

　《诗经·邺风·绿衣》写道：“绿兮衣兮，绿衣黄裳。”东周时期，又有将衣、裳连成一体的“深衣”。由于裳裙长可掩脚及地，短亦过膝，骑马殊为不便。胡服则是上衣下裤，习称袴褶，袴即裤，褶特指胡衣，这是一种与骑马生活相适应的服制。王国维《胡服考》有精当的论说：“古之褒衣，亦有襦袴。《内则》：衣不帛襦袴;《左氏传》：征裹与襦。寨亦袴也。然其外必有裳若深衣以覆之，虽有襦袴，不见于外。以袴为外服，自袴褶服始。然此服之起，本于乘马之俗，盖古之裳衣，本车之服，至易车而骑，则端衣之联诸幅为裳者，与深衣之连衣裳而长且被土者，皆不便于事。赵武灵王之易胡服，本为习骑射计，则其服为上褶下袴之服可知。”

　其二，周人之衣广袖，胡人之衣窄袖，日本永青文库所藏传出于河南洛阳金村的战国银胡人俑，是典型的例证。而后者尤便于张弓射箭。

　其三，周人本着履而无靴，尽管履或以皮制，如(左传)提到过豹皮，(仪礼)有“冬皮”

　之语，但都没有统，而靴是有统的，这也是根源于骑马之需。《释名·释衣服》说得很明白：“鞾，跨也，两足各以一跨骑也，本胡服，赵武灵王服之。”

　总之，周人的固有服装不便驰马射箭，欲习骑射，自然应改穿胡服。然而，衣冠服饰又是民族和文化的标志，对自己的礼乐文明极为自豪的周人于此尤为看重。因此，赵武灵王的变服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场争论。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说：“臣闻之，中国者，聪明叡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亲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臣愿大王图之。”这些话是很有代表性的，此后每当中国受到外来文明影响的时候，总会出现类似的反对声音。

　赵武灵王不愧是一位强明的君主，他在肥义、楼缓等老臣的支持下，以充足的理由批驳、说服了朝中的反对者，坚决而顺利地推行了变胡的措施。而且，他还将北境的原阳改为“骑邑“，专习骑射。他的许多主张，今天看来仍甚具进步意义：“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是以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故圣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

　故理世不必一其道，便国不必法古。”“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俱见《战国策·赵策二》)

　事实证明，赵武灵王的变革是非常成功的。由于赵国人掌握了娴熟的骑射技术，骑兵得到空前的发展。武灵王因而得以“率骑人胡……辟地千里”。后来，汉武帝为击破匈奴，在辽阔的北方边郡大力提倡骑射，不过这时已经无需变服，因为自武灵王后，又经历了150余年，胡服业已普及于北方。较之军事成就和影响，赵武灵王的变革似乎在服饰文化方面有更深远的意义。华夏的男士恐怕都应该感谢武灵王。

　我们之由穿裙改为着裤，就是从他的变服开始的。

　自赵武灵王倡行胡服骑射，经汉武帝大兴骑兵，至十六国南北朝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人据中原，中原骑射之风一浪高过一浪，其间涌现了诸多杰出的马背弓箭手。

　在汉代，最着名的骑射手当推飞将军李广。《史记·李将军列传》记：“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广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人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唐司马贞注：所谓“世世受射”，即“世受射法”。《汉书·艺文志》着录有《李将军射法》一书，当是李家世代相传的技艺的结晶。见于司马迁笔下的李广射虎的故事，至今为人们所乐道：那是李广任右北平太守时，一次出猎，见草中石头膝朦脱胧，以为是虎，急张弓怒射，一箭中的，待趋前观看，才发现是石头，而箭居然没入石中。他自己也感到惊异，于是又对着石头射了几次，却再也无法射人。

　汉魏六朝时期，人们最推祟的射技是挽弓强劲、左右驰射。(后汉书》卷七十二记载，东汉末年的董卓“膂力过人，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鞬”是弓袋的古称。所谓“双带两鞬，左右驰射”，即同时佩用两张弓，左右手皆能开弓，可于马匹急驰中左右连发。由于骑射不同于步射和车射，人跨于马上，身体不便转动，而一般人或主用右手，或主用左手。主用右手者，开弓时右手钩弦左手拒弓，便于向左侧射击，主用左手者身形手法恰恰相反，便于向右侧射击，但都难以连续地或者说不调整马的位置而左右射击。因此。左右射便成为克服骑射缺陷的高级技巧，也是常人所难以做到的。

　三国时的魏文帝曹王也善左右射。他在《典论·自叙》

　中说：“余六岁知射，八岁而能骑射矣。建安十年，与族兄子丹猎于邺西，终日手获鹿九、雄兔三十。尚书荀或官：‘闻君善左右射，此实难能。’”

　(北齐书)卷四十一记载，北齐勇将綦连猛“少有志气，便习弓马”。一次南朝的梁有使臣来，云有武艺，求访北人角试。世宗派猛前往，“双带两鞬，左右驰射”，又同时张开四张“力皆三石”的弓，而且开弓的幅度超过了一般的标准。梁人叹服。

　北朝骑射风盛，会左右射的人可能不少。乐府歌谣甚至唱道：李波小妹字雍容，裹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

　妇女赛裙逐马、骑射狩猎的情景，我们还能从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的壁画上真切地看到。

　东周时期，中国复合弓的制造技术业已臻于成熟。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考工记》中专有“弓人为弓”一篇，对制弓技术作了总结，举凡材料的采择、加工的方法、部件的性能及其组合，都有较详的要求和规定，对工艺上应防止的弊病，也进行了分析。

　由此可知，制弓以干、角、筋、胶、丝、漆，合称“六材”：“干也者，以为远也；角也者，也为疾也；筋也者，以为深也；胶也者，以为和也；丝也者，以为固也；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

　干，包括多种木材和竹材，用以制作弓臂的主体，多层叠合。干材的性能，对弓的性能起决定性的作用。据《考工记》，干材以柘木为上，次有意木、柞树等，竹为下。

　角，即动物角，制成薄片状，贴傅于弓臂的内侧（腹部）。据《考工记》，制弓主用牛角，以本白、中青、末丰之角为佳；“角长二尺有五寸（近50厘米），三色不失理，谓之牛戴牛”，这是最佳的角材，一只角的价格就相当于一头牛，故称“牛戴牛”。

　筋，即动物的肌腱，贴傅于弓臂的外侧（背部）。筋和角的作用，都是增强弓臂的弹力，使箭射出时更加劲疾，中物更加深入。据《考工记》选筋要小者成条而大，大者圆匀润泽。

　胶，即动物胶，用以粘合干材和角筋。《考工记》中推荐了鹿胶、马胶、牛胶、鼠胶、鱼胶、犀胶等六种胶。胶的制备方法一般是把兽皮和其他动物组织（特别是肌腱）放在水里滚煮，或加少量石灰碱，然后过滤、蒸浓而成。据后世制弓术的经验，以鱼组织、特别是腭内皮和鱼膘制得的鱼胶最为优良。晚近的中国弓匠用鱼胶制作弓的重要部位，即承力之处，而将兽皮胶用于不太重要的地方，如包覆表皮。

　丝，即丝线，将傅角被筋的弓臂用丝线紧密缠绕，使之更为牢固。据《考工记》，择丝须色泽光鲜，如在水中一样。

　漆，将制好的弓臂涂上漆，以防霜露湿气的侵蚀。据《考工记》，择漆颜色清。

　“取六材必以其时，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冬天部析弓于，春天治角，夏天治筋，秋天合拢诸材，寒冬时把弓置于弓匣（一种专门的模具，古称“排檠”）内以定体形，严冬极寒时修治外表。冬天剖析弓干，木理自然平滑细密；春天治角，自然润泽和柔；夏天治筋，自然不会纠结；秋天合拢诸材，自然紧密；寒冬定弓体，张弓就不会变形；严冬极寒时胶、漆完全干固，故可修治外表，春天装上弓弦，再藏置一年，方可使用。

　上述繁复的工艺程序，需跨越两至三年时间。在制弓作坊中，由于各项工作可交错进行，流水作业，故每年都会有成批的成品，但就一张弓而言，其工时是无法缩短的。相传晋平公命工匠制弓，3年乃成，射穿七礼（七层皮甲）；宋景公令工匠制弓，工匠殚精竭虑，弓成身亡，都是不虚的。抗战时期谭旦调查成都长兴弓铺，从备材到制成一张弓，跨越了4个年头，实需3整年的时间，较《考工记》所述还有延长。

　中国制弓术，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材美，工巧，为之时”，《考工记》称之为“叁均”。在中国古代，对自然物的利用极其强调“有时”。这一方面是为了顺应自然界荣衰丰杀的规律，不破坏自然物生长的环境，以保永续利用，所调“斧斤以时人山林”，具其体现；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充分利用自然物的季节特点，以使物尽其美，制弓术所强调的“为之时”即其反映。

　古代复合弓，用今天的术语来说，是一种“片簧”结构，其弹力自然远胜于单一材料、单一结构的弓。在东周楚墓中，曾经发现一些复合弓的实物，所用的材料及其结构与《考工记》所述非常符合。如长沙出土的一件战国弓，弓臂用四层竹片叠成，竹股外粘傅胶质薄片（当为角和筋），再丝线紧密缠绕，然后涂漆，弓臂两端装角质的弭，弓弦是丝质的。如加复原，弓高约80厘米。

　复合弓代表了古代制弓术的高峰。世界上对复合弓技术的详细记载，首见于《考工记》。在以后的2000多年中，不仅中国制弓术，即或是整个亚洲的复合制造技术，与《考工记》中的内容相比较，都没有根本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