斧钺

　斧钺是一种劈砍兵器，它是由石器时代的石斧发展而来，斧钺的渊源十分悠久，约有几十万年以上的历史。斧钺不仅是用于战阵的白刃冷兵器，也是军队指挥权和国家统治权的象征。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姬发率戎车300乘，虎责3,000人，甲士45,000人伐纣，在孟津会合八百诸侯。北渡黄河，陈师商郊牧野。誓师后，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麾”，指挥战斗。激战中，殷军“前徒倒戈”，武王乘机挥兵追击，纣王“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于是，武王“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纣之璧妾二女自杀，武王又“斩以玄钺，悬其头小白之旗”，以示众。胜利后的第二天，武王进驻商宫，“除道、修社”，完成接管商王朝政汉的典礼。这时，“周公旦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

　 钺的用法之钺的刑法之威

　钺并非只有象征王权的意义，而是同时有实实在在的功用，即用作行刑的法器，以之断头。

　在商代和西周时期的铜器上，就有用钺斩首的图像。后来因行刑也用大斧，故斧钺时常并称。如《战国策·秦策》记范雄之言：“臣之胸不足以当椹质，要（腰）不足以待斧钺。”椹质即砧板，也就是断头桩。东周时期，军中盛用斧钺以为行刑、督战之器。《战国策·秦策》记张仪之言：“白刃在前，斧质在后。”意谓，前方面对敌军的兵刃，背后则有督阵的斧钺。这大概是当时士兵们冲锋陷阵的一般情形。

　山东沂南出土汉代画像石“胡汉战争图”，于大队冲锋前进的汉军后面，有四名手持斧钺的战士，可能就是督阵行刑者。河北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国王墓中曾出土一件铜钺，铭：“天子建邦，中山侯作，作兹军钺，以敬（警）毕（厥）众。”所谓“军钺”，即军中作为行刑法器之钺，“以警厥众”四字，标明了它的功用。

　战国时期，逐步确立了符节调兵制度，仗钺征伐和命将赐钺的古制已不流行。但汉代官员出行，常以斧车前导，其制是在双轮马车上立一柄斧钺，以为权威之象征。汉代斧车的图形，在各地出土的画像石、画像砖上屡屡能够见到。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还出土了一辆铜制的斧车模型。另据记载，汉代皇帝的出行仪仗中有黄钺车，以标示王权的威严。汉帝命将，偶也有“假黄钺”之说。《后汉书·桥玄传》记：“桓帝末，鲜卑、南匈奴及高句丽嗣子伯固并叛，为寇钞，四府举玄为度辽将军，假黄钺。”但这多半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系写史者借古典以表授予专杀之权的意思。假者，借予也，说明这种权力只是暂借使用，以后天子是要收回的。总之，这些都可视为古制的遗响。而且，此种遗风沿袭甚久。直到明清时期，生活和戏曲舞台上的仪仗诸般，都还有所谓“金瓜钺斧朝天镫”之说。

　斧钺的杀伤力不如戈、矛，周以后逐渐降为仪仗、装饰、刑罚之用。秦、汉以后，遣使派将时，常常赐以斧钺。公元189年(汉献帝中平六年)，“董卓自为太尉，加铁钺、虎贲”，《后汉书》注：“诸侯赐铁钺，然后专征伐”.陆逊任吴国大都督时，吴主“假黄钺”，以此提高大将的权力与身分。

　三国时，诸葛亮很重视劈杀兵器的生产。他曾经检查军中战斧质量，发现“前后所作斧多不可用”。后来，他用了三个多月时间，亲自督造一百把战斧，没有一把是坏的。于是，他写了一篇《作斧教》，告诫诸将，战斧质量的好坏“非小事也，若临敌，败人军事矣”。

　晋以后，斧的刃部加宽，柄减短，砍杀能力有所提高。唐代军中流行用斧，公元756年(天宝十五年)，李嗣业与安禄山战于香积寺，李嗣业以步卒三千持长柯斧、陌刀堵击，战败了安禄山统率的彪悍的北方骑兵。

　宋代的主要敌手是西夏、契丹、女真骑兵，而宋军的马匹、骑术都不行，多靠步卒取胜。一些将领常令“军士持大斧”抗击敌军铁骑的冲击。南宋名将杨存中曾以长斧战败了金人的拐子马：“金以拐子马翼进。存中曰：‘敌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万人操长斧，如墙而进。诸军鼓噪奋击，金人大败。”

　王德也曾以一万名长斧手，大破兀术的十万铁骑：“兀术以铁骑十万夹道而阵。德曰：‘贼右阵坚，我当先击之’.麾军渡桥首，犯其锋。一人披甲跃马始出，德引弓一发而毙。乘胜大呼，令万兵持长斧如墙而进，敌大败。”

　火器出现后，斧这种笨重的兵器不复在战场上应用。只是在皇帝的銮仪、大将的卫队中捧持，以示威仪。因此多在装饰艺术方面下功夫。在城市防御战和水战中，还利用战斧砍所敌人攻城器具，斩截敌舰帆缆，而在步、骑战中就很少使用了。

　1978年，在河南临汝阎村的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陶缸，上面绘有一幅彩画。画的一边是一只鹤，口中衔着一条鱼，画面的另一边是一柄竖立的石钺。据分析，鹤是死者的氏族图腾。鱼是敌对氏族的图腾，石钺象征死者的权力，全画表现死者(可能为氏族的首领或军事领袖)率领本族战胜敌人的英雄业绩。

　史前的画家为什么要用石钺来表示死者的统帅权力？这得从石钺的前身石斧说起。

　在石器时代，石斧是先民非常重要的工具，广泛用于生产劳动，也是他们手中最重要的武器之一，经常用于格斗厮杀。

　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由石斧又发展出了石钺。与斧头的厚体窄刃不同，钺头形体扁平，一般厚约一厘米甚至更薄，上面有圆形的穿孔，刃部较宽且略为弧曲。与石斧比较，石钺材质更佳，制作更精，大多用上好的石料，打磨得非常光滑。可见，这时的石钺已经不是普通的生产工具和武器，而成为一种象征军事权力的礼器。

　玉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墓葬中，还发现一些非常华美的玉钺。如江浙地区良渚文化大墓中出土的实例，钺头用珍美的玉石精工琢制，有的还刻出花纹，柄两端装以玉质的饰件，柄通体涂漆，并镶嵌大量玉粒。像这样的豪华之具，显然又不是一般的兵器。而应是权杖一类的权力标帜物。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大墓中出土的一件玉钺，上面刻有一个半人半兽状的“神徽”。它可能是由图腾演变而来的氏族保护神形象，也是氏族首领特有的标记。在玉钺上准刻这种神徽，与权杖的性质是相符的。

　阎村陶缸彩画上的钱，正是这样一柄权杖。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掠夺战争愈演愈烈，许多生产工具转化为兵器;随着戎事武功的日益重要。又由兵器产生出标志权力的权杖。从石斧到石钺再到玉钺，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而随着国家的诞生，钺便自然而然地成为王权的最初象征。

　铜钺

　“桀为虐，政荒淫，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商代生产的斧钱种类很多，质料优良。

　商代和西周时期的钺，普遍以青铜铸造，少数采取铜、玉复合的方式制作，即钺头的主体部分以玉雕制，装柄的部位则用铜铸，相互嵌合而成，仍有古玉钺的遗风。

　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妇好墓中，出土了两件大铜钺。一件长39.5厘米，刃宽37.3厘米，重9公斤;另一件长39.3厘米，刃宽38.5厘米，重8.5公斤。妇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也是一位着名的女将，曾多次领兵出征，拥有相当高的军权。这两件大钺，应当是她的权杖。

　类似的大铜钺，在山东益都苏埠屯、湖北黄坡盘龙城和江西新干大洋洲的商代方国诸侯的大墓中也有发现。这些钺不仅形体硕重，而且往往饰以威猛恐怖的花纹，如妇好大械，饰双虎噬人头纹;苏埠屯大镶，饰狰狞的人面纹;大洋洲大械，饰獠牙巨口：观之有一种傲人的威势。可以想象，那时的帝王或将军，站在高大的马拉战车上，秉持着这样的大钺，明亮的钺刃闪着耀眼的光芒，该是何等的威武。

　陨铁刃铜钺

　1972年，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期墓中出土一件铁刃铜钺，其刃部已缺失，残存部分包入铜内约1厘米，经用电子探针、X射线荧光分析等多种技术手段检测，在铁刃中未发现人工冶炼所必然带有的硅酸盐之类夹杂物，而存在高镍和低镍层状分布的特征，这只能产生于冷却极慢的铁镍天体，因而确认它是以含镍较高的陨铁锻制而成。

　1977年，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中期墓中又出土一件铁刃铜钺，检测确认具有典型的高镍与低镍分层，并含有锗、镓两种陨铁的特征元素。

　此外，美国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所藏1931年出土于河南浚县辛村的一组周初青铜兵器，其中有一件铁刃铜钺和一件铁援铜内戈，经检测，铜钺铁刃具有陨铁的特征，铜戈铁援残留含镍甚微的铁晶体，难以作出肯定的判断。

　从世界范围来看，约在公元前5000年，西亚已知道陨铁。公元前3500一公元前3000年，埃及和两河流域已用陨铁制做念珠、匕首等物。这种来自天上的黑色金属罕见难得，最初被视为极珍稀之物，多用来制做小巧的饰物和兵刃。我们的祖先用它制做铜兵器的锋刃，也是一个创造。因为陨铁具有很好的强度和硬度，但不易加工成形，用作兵器的锋刃，可以提高锋利程度，而与铜材相复合，能够克服其难于加工成器的缺陷。

　商代和西周时期的陨铁刃铜钺，或许也被赋予了类似的非凡意义。(逸周书·克殷解)记载，武王克商，亲自以“玄钺”击斩纣王的尸体。《史记·周本纪》记作“元钺”，玄、元古相通。晋孔晃说：“玄钺，黑斧。”它很可能就是陨铁刃铜械。在商代和西周时期，钺是非同一般的权力标帜物，将天降宝物—陨铁用于制钺，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