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兵器

　从战国时代开始，中原农耕民族对抗北方游牧民族就采取了多种策略，如修筑长城、习练骑射，等等，既学人之长(骑射)也扬己之长(城守)，目的是以攻防兼备、具有综合优势的整体战术来遏制游牧铁骑的凶悍兵锋。在这个整体战术中，大力发展装备强弩的步兵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为步兵弩阵的密集连续射击，能够比较有效地遏制骑兵的冲突，如果再有城垒依凭，其威力就更大了。战国晚期赵将李牧大破匈奴，是这种整体战术的成功之例。此战，赵军有战车1300乘、骑兵1.3万人，其主力是15万步兵，中有“弩者十万”。据《汉书·冯奉世传》唐颜师古注：“极者，谓能张弩者也”。古人习称张发弓弩为“毅弓弩”，即使10万“毅者”并非全部用弩，也必有相当一部分是配备弩的。于是，李牧“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引诱匈奴来犯;“匈奴小人，佯北不胜”，诱其主力深入;而当匈奴大举人犯时，即以车、骑从两翼迂回，主力从正面出击，“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以攻守兼备的整体战术对抗游牧铁骑，在汉代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展，可以说，中原王朝之修筑长城、习练骑射、发展弩射，都以汉代为最。长城的修筑，只有明朝差可比拟，但明长城仍比汉长城短了一大截，而且明人重守轻攻，过于消极，其步、骑兵的战斗力是无法与汉朝相比的。骑兵的发展，大概只有唐朝能与汉代相比，但唐朝往往直接利用北方和西北的游牧民族组建骑兵，汉朝的骑兵则基本由北部边地郡县的农民组成，就汉族人习练骑射而言，似乎汉代的风气更盛。至于对弩射的重视，则没有一个朝代能够与汉代相提并论。

　汉代步兵中的弩手，称为“材官厥张”或“厥张士”，为步兵之精锐。汉初垂相申屠嘉，早年为“材官厥张”，从刘邦击项羽，升为“队率”(一队之长)，后又升为都尉，由此发迹。(汉书·申屠熹传》唐颜师古注引如淳的话说：“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强弩张之，故越厥张。律有厥张士。”又(汉书·高帝纪》注引应助之言：“材官，有材力者。”汉代军中又有“强弩将军”、“厥张司马”等职，大概都是由弩手组成的步兵兵团的指挥官。

　汉代野战用弩，一般将弩手结成严整之阵，前排或左右有持格斗兵器和盾牌的兵士掩护，轮番密集射击。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秋，李陵在浚稽山以5000“射士步兵”对抗6倍于己的匈奴骑兵，就采用这种战法大量杀伤敌人。据《汉书·李广苏建传》记：“陵引士出营外为阵，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令日：‘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

　汉代还将弩大量地装备长城沿线的塞垒。西北地区汉代的关塞和烽缝遗址中，屡屡出土记载武器装备情况的简赎，都属于汉军的“守御器薄”或“兵器簿”，其中最常见的武器，就是弩。由这些装备档案性质的简赎可知，汉代军中对弩的管理有比较严格的制度，登记内容大致包括：编号、弩名、弩力、射程(包括长期使用导致弩力和射程降低的情况)、损伤(无损伤则标记“完”，等等，如“官第一六石具弩一，今力四石柑二斤，射百八十五步，完”，诸如此类。这反映了时人对弩的重视。

　汉代人对弩的改进也有重大的贡献。他们在弩机的诸部件之外，加装了一个青铜机匣，时人称之为“郭”(或写作廓)。机件安装在匣内，再嵌人弩臂上的槽中。正如《释名·释兵》所说：“牙外曰郭，为牙规郭也。”这样，贯连弩机各部分的轴梢(键)，不仅穿在弩臂之槽的边框上，而且也穿在铜郭的孔中，因而能够承受更大的张力。

　为提高瞄准的精确度，汉代人还将弩机的望山加长，上面刻出分度。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青铜弩机，望山高出郭面4.5厘米，分刻五度，每度间又刻出半度的标线，度线错金。这种刻度为瞄准提供了一个标尺。射击时，依据与目标物之间距离的远近，选定望山刻度中的某一条标线，将它与箭矢的端头和目标三点连成直线，即可使射出的箭矢准确中的。因为飞行的箭矢受地球引力和空气阻力的影响，总是以近于抛物线的曲线前进，所以发弩时，必须将弩臂前端微抬起，使望山、箭钱和目标物在一条直线上，射出的箭矢以高于瞄准线的轨道飞行，才能命中目标。望山刻度的出现，说明汉人对射法中这种纯粹经验的把握，已有定量的计算，并据此总结出相应的标准。宋代沈括曾见到海州出土的一件古弩机，望山上有刻度。他研究后指出：“原其意，以目注链端，以望山之度拟之，准其高下，正用算家勾股法也。”中国算学称直角三角形的短边为“勾”，长边为“股”，那么望山是“勾”，由望山底部至敬端是“股”，两者成为勾股的关系。

　出现于东周时期的青铜弩机，至此而臻于完备，中国弩的威力，至此也达到一个高峰。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李广率军与匈奴对阵。在死伤过半、箭矢将尽的危急时刻，李广亲以当时最称强劲的大黄弩狙击匈奴将领，连续射杀数人。匈奴骑兵震慑，解围而去。

　西汉文帝时，晃错上书言兵事，指出汉军与匈奴骑兵相比有五个长处，其中第二点和第三点都与弩有关：“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费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费能当也。”弩因而被称为“中国之利器飞

    文章来源《汉代弓弩》。

　于是，在两汉时期，战场上出现了环柄的长刀，直背直刃，刀背较厚，刀柄扁圆环状，所以称为环柄刀，或环首刀。两汉时代刀的长度多在一米左右，1957-1958年洛阳西郊西汉墓中出士大量环柄刀，长度从85至114厘米不等。后来普遍加长到一米以上。长沙东汉墓呀，出土的刀，有的竟达128.5厘米。

　“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刀”.佩刀是一种表示身份等级的饰物，制造精美，“麟角凤体，玉饰金错”，刀上多刻有铭文。根据东汉仪制，天子百官的佩刀形制、装饰都有严格规定，不得逾制。《后汉书·舆服志》所载刀制：皇帝：通身金错花纹，木鞘、刀鞘外缠丝，上面有漆，嵌以金线，外缠沙鱼皮，鞘内涂雌黄，衬以织成五色花纹的毛毡。诸侯王：刀身错金，“环挟半蛟"，黑色剑室。公卿百官：剑鞘、剑室全旧纯黑色。宫廷卫士、内侍：用白沙鱼皮包剑鞘头，黄剑室，饰以虎文。

　汉朝皇帝都喜欢佩刀，汉高祖当泅上亭长时，总是随身佩刀。东汉光武帝刘秀“怀半插，接见李轶”，可见刀总是不离他的身边。汉代皇帝向臣子赐刀，是一项宠勋、荣典。汉武帝曾把自己佩用的鸣鸿刀赐给东方朔。汉和帝刘肇把霍光年青时佩用的宝刀赐给班固。

　随着冶铁、铸造技术的发展，汉代的造刀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了三十炼、五十炼乃至百炼钢刀。山东苍山县曾发现一把有纪年铭文的长刀，刀身上有十八个错金隶书刀铭：“永初六年五月丙午造大刀吉祥宜子孙”.永初六年即公元112年，这把刀经鉴定，是以含碳量较高的炒钢为原料，经过反复多次锻打制成的。刀中的硅酸盐夹杂物约有三十层。也许就是将刀坯反复折叠锻打三十次的意思。在日本还发现过一把我国东汉钢刀，是汉灵帝中平年间产品(184-189年)，刻着“百炼清钢”四个字。采用这种先进工艺炼出来的刀就是着名的百炼钢刀。

　两汉三国时期的刀

　两汉三国时期出现了一些着名的刀师，造出了许多名贵的刀。

　着名的阮家刀成为稀世之珍品。据说阮师作刀“受法于宝青之虚……以水火之齐，五精之陶，用阴阳之侯，取刚柔之和”，三年造刀1770口。制成后，阮师已经精衰力竭，双目竟然失明。这种宝刀“平口狭刃，方口洪首，截轻微无丝发之际，所坚刚无变动之异”.名闻海内，“百金求之不得”.魏武帝曹操于建安中年，延请名师，花了三年时间，造了百辟宝刀五把，分别镌刻龙、虎、熊、马、雀型花纹，作为标志，曹操目己留、用两把其余三把分别赠给曹王、曹植及饶旧侯。曹植曾为此写了一篇《宝刀赋》，称赞这五把宝刀：“陆斩犀革，水断龙舟，轻击浮截，刃不截流”.锋利程度“逾南越之巨阙，超有楚之太阿。”

　吴国地处江南，历来出产名刀宝剑，吴大帝孙权曾亲自督造三把宝刀，一名百炼，二名青犊，三名漏景，总是随身佩带。他于建安二十五年八月在武昌告诫百官“存不忘亡，安必虑危”.

　要求“刀剑不离于身”，时刻提高警惕，不可轻忽。吴将董元成曾经“白打铁作一刀”，征讨黄祖时，元成拔刀砍击黄祖的蒙冲斗舰，致将船头砍成两截。分流而去，人们称这把刀为“断蒙刀”.

　蜀国也很重视造刀。大将关羽惯用的那把号称“万人敌”的钢刀就是他自己采都山铁炼成的。张飞“自命匠炼赤朱山铁为一刀，铭日：“新亭侯蜀大将也’.老将黄忠的军刀，色赤如血，锋刃无比。在矢中战夏侯渊时，曾在一天之中用此刀斩杀百余人。蜀国最有名的兵器制造家蒲元，有一次诸葛亮命他在斜谷造钢刀三千把。蒲元“熔金造器，特异常法”，刀成之后，蒲元嫌“汉水钝弱”，不适宜淬火之用，派人去成都取爽烈的蜀江水来淬火。有一人取回水后，刚一淬火，蒲元就发现不对头，找来取水的人说：“这水怎么掺进了涪江水，不能用了。”取水的人硬说没有掺进涪江水。捕元拿刀往水中一划说：“掺进去八升，是什么原因？”取水者忙伏地叩头谢罪说：“我在渡过涪江时，背的水桶翻了，怕回来后交不了差，就掺进了八斗涪江的水”.通过·这则记载我们可以知道，三国时代的淬火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文章来源《刀》。

　手持青铜剑的武士们在战场上纵横驰骋了一千多年，他们在古代战争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战斗场面。后来“战国至于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既不充给，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是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年甚一年，岁甚一岁，渐染流迁”，及至到了汉代，铜剑逐渐为铁剑所代替。

　汉以后，随着炼钢技术的发展，钢剑的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军队中普遍装备了钢剑。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上的钢剑，反映了汉武帝时铸剑技术的高度水平。这把剑是用块炼铁为原料，反复在木炭中加热渗碳，折叠锻打而成。刃部经过淬火，刚硬锋快，可是剑脊却没经淬火，仍保持韧性。汉代的剑多在一米以上，我们从汉墓的壁画刻石中可以看出，汉人佩剑从腰部曳地，其长度应在三尺以上。公元前164年汉文帝铸三剑，长三尺六寸。汉武帝元光年间铸五剑埋于五岳，皆长三尺三寸。

　三国时代，魏王曹操，蜀主刘备，吴主孙权都很重视炼剑，冶炼出了许多出名宝剑。曹操原有“倚天”、“青虹”二剑，均“断铁如泥”，十分犀利。一把赐给夏侯恩，一把随身佩带。曹操本人对制剑很感兴趣。早期ha在襄邑起兵时，曾经亲自与工师共作卑手刀。他监造的剑器不仅锋利无比，而且装饰美观。他曾赐给征东大将军羊侃一把珍珠镶嵌的珠剑。魏武帝的几个儿子，也都好剑。曹巫“幼学击剑，阅师多矣“公元219年(建安二十四年)二月，他“造兹良金，令彼国士”制造三把当代绝伦的百辟宝剑，“一名飞景、一名流采虹、一名华铤”.均长四尺二寸，剑首“饰以文玉，表以通犀’成后，用清漳河水淬火，淬后复炼，炼后复淬。或不入水淬冷却后重炼使杂质汰尽，钢质纯正，锋刃柔利，如此反复百次：称为“百辟”。据说曹丕的百辟剑炼成时，“五色骇炉，巨囊自鼓。云物仿佛，飞鸟翔舞”.曹丕曾经送给孙权一把宝剑，“明珠标首，兰玉饰靶”，装饰精美。光熠耀人。蜀主刘备也很重视造剑，公元221年(章武元年)，他令人“采金牛山玄铁”铸成八口宝剑，他本人留用一口，其余七口分赐给太子刘禅、鲁王刘永、梁王刘理、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吴主孙权监造过许多有名的剑。公元226年(黄武五年)，采武昌铜铁造成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他随身经常佩用的有六口着名宝剑：“一日白虹，二日紫电，三日辟邪，四日流星，五曰青冥，六日百里”。

　汉代朝仪时，上至天子，下至百官，无不佩剑。上朝后“至殿阶解剑“曹植杂诗说：“美玉生罄石，宝剑出龙渊。帝王临朝服，秉此威百蛮”.后来刀剑并重，“剑在左，刀在右”。作为朝仪用的佩剑都很长。“建武二年，上赐冯异乘舆，七尺贝剑”.赤眉军起义时，曾缴获更始所佩宝剑，也是七尺长。

    文章来源《剑》。

　还有一些铜戟，其援部略为弧曲，类似于雄鸡啼鸣时的拥颈之状，人们就俗称之为“鸡鸣戟”或“拥颈戟”。《方言》卷九谈论戈载时说：“其曲者谓之钩舒曼胡。”郭璞注：“即今鸡鸣句子戟也。”郑玄注释《考工记·冶氏》时也说：句子戟，“或谓之鸡鸣，或谓之拥颈”。自然，钩钎（句子）也是对这种援部略为弧曲之戟的习称。

　以上诸例，体现了古人命名兵器时仿像生物的习惯。而这类兵器名称，如果清楚其原委，往往颇为生动，富于意趣；否则，便如坠五里雾了。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鹤杯”。《方言》卷九说：“矛散细如雁胫者，谓之鹤。”散是矛头装柄的部位。河北易县燕下都战国晚期从葬坑出土的一件铁矛头，长66厘米；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两件铁矛头，长近70厘米：它们的散步都非常细长，确实有如鹤的足杆。

　需要指出的是，汉代人往往将戈也称为戟，许慎《说文解字》就说：“戈，平头戟也。”因此，他们也用雄戟、鸡鸣戟、拥颈戟等名指称援、胡形状类似的戈。为增强钩杀效能，戈也有相同的设计。

　手戟是一种供手持或投掷的兵器，类似两把匕首90度角直角形状交叉连体，一般是单手使用的，可以持双戟，也可以一手持戟、一手盾牌，还常用于投掷。《三国志》就记载了典韦带多把手戟投射杀死敌军多人。

　《三国志·魏书·吕布传》记，吕布当初投靠董卓时，董卓曾因一件小事发火，“拔手戟掷布”。吕布躲闪迅捷，未被击中，由此内心怨愤，这也是后来吕布叛杀董卓的—个因由。

　《释名·释兵》说： “手戟，手所持摘之戟也。”摘即投掷。可见手戟是一种供手持投掷击政的戟。从汉代的画像石上，找们能够看到手戟的图形。它与“卜”字形铁戟的头部相似，在直刺的旁侧有一个横出的短枝，直刺的末端似有细绳缠绕，以供握执，用时单手操持，遥掷击敌。

　汉时贵族官吏的厅室中常设有搁故佩剑、佩刀的兵兰(武器架)。这种兵兰图像，在汉墓中的画像石、画像砖上屡屡能够见到，其上除刀剑外．往往还置有手戟，看来时人也常以手戟作为防身之器。当初董卓忿急，大概就是顺手操起身旁兵兰上的手戟扔向吕布的。

　汉末东吴名将孙策，精于使用手戟。他曾以手戟投击严白虎之弟，当即将他杀死。曾与孙策为敌，后被收服的太史慈也善于使用手戟。神亭岭决斗时，孙策夺走了太史慈插在背上的手戟。太史慈则抡得了孙策的头盗。

　除了投掷的用法外，手戟也可用于近战格斗。《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异向余语》说：曹操“尝私人命常传张让守。让觉之，乃舞于戟于庭，……”。

　贵者所用手戟，往往精工制作，极为精良。晋张协《手戟铭》有精彩的描写：“锬锬雄戟，清金练钢。名配越棘，用遇干将。严锋劲技，擒锷耀芒。”

　南北朝时，手戟就不见使用了，后来逐渐消失不明。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将董卓“拔手戟掷布”一事化用于风仪亭上，变为吕布正与貂蝉缠绵，被董卓撞见。吕布仓皇逃走，董卓抓起吕布遗下的长戟追赶，并用长戟投击吕布，被吕布用胳臂挡落。这种篡改既是故事情节的需要．也是因为明朝人对古代手戟及其使用情况不了解所导致。

    文章来源《戟》。